“大老远的让你跑一趟，累了吧?”叶莲子问。顾秋水白了她一眼，说：“走吧。”

走了两三条街，叶莲子就明白他不是带她们回桂林，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让她们住下。房间里有一张当中下凹的棕床，还有一个木制的脸盆架、一张木桌、一把木椅。被单潮湿而肮脏，像被许多爱出汗的胖女人或是胖男人睡过，散发着人体上的秽气。她把被子垫在床上，然后怯怯地对顾秋水说：“坐吧。”顾秋水不肯坐，随时准备拔腿就走的样子。叶莲子一心想挽留却又不颊怎样挽留，只会用于把被子掸厂又掸，搂过吴为在椅子上坐下。顾秋水要是不说话，她也不敢再说什么，说错了怎么办?

“你还是再找间房子住下吧，”顾秋水从皮夹里拿出一些钱，想想，又添一些，“一时找不到还得住几天旅馆。”他既没问问叶莲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是怎么逃出来的，也没问问你们饿不饿、渴不渴、冷不冷，更没对她们大白天身上还穿着一身睡觉的衣服感到奇怪。

吃苦受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空，这时才觉得那苦是双倍的了，不值得了。

不值得而受的苦是真苦。校长先生是金奉如的朋友，正因为如此，金奉如才能为叶莲子找到这个教书的：工作，校长难免不将叶莲子母女在这场灾难中的其情其状告知金奉如。以金奉如的身份，从来奉行的是不便插手的态度，何况叶莲子在香港的境遇他早有所闻，连他也觉得顾秋水这样对待叶莲子母束二人真是天理难容，但也只是感慨而已，还是不便插手。插手的是金奉如从延安来的秘书。秘书曾和顾秋水互相掩护，以为某个卷烟厂到湖南采购烟叶的名义，做过一些地下工作，当然就和顾秋水有些熟络，有时常到顾家坐坐，对顾家的事自然也就有所了解。有一天他突然来到顾家，对顾秋水说：“老顾，再不让阿苏走，你的家可就要毁了。你看南南他妈多可怜……你别担心，我会给阿苏安排个事做。”

顾秋水说：“这事你别管，我和阿苏没什么，我们还得靠她于活儿。”

后来见阿苏还没走，秘书又来了，对顾秋水说：“别再留着阿苏了，你要是再这样对待南南他妈，我可就不客气了!”顾秋水说：“不行，我不能让阿苏走。”

说话间，金奉如的秘书就从后腰掏出一把枪，一边瞅着顾秋水，一边往桌子上戳了戳，顾秋水就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个在叶莲子身上施尽男人手段的男人，就在一把枪膛里指不定有没有子弹的手枪面前，丢尽了男人本色。

整个谈判阿苏都在场，顾秋水却没往阿苏那边看过一眼。

临走时，阿苏什么也没说，更没有要还她当年给顾秋水的钱，就那样默默地走了。

阿苏走出家门后，顾秋水就开始痛砸自己的脑袋，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一边砸自己的脑袋一边想，阿苏会怎么想?他还欠着她的钱哪，现在又让人拿枪把她逼走了……

秘书以为帮了叶莲子的忙，可自阿苏走后，顾秋水和叶莲子的关系更加冷淡了。顾秋水从此不再打骂叶莲子和吴为，但是他们之间连话都没有了。

5

解决顾家这种不死不活局面的还是战争。一九四四年八月底，衡阳失守，桂林告急，所有文化精英以及桂林百姓，都急往贵阳撤退逃离。

汽车、火车的车厢内、车厢顶、车厢底，拥塞着不可计数的难民，尤以金城江车站为最。人们甚至钻到车厢底部，蜷缩在那连接两个车轮铁条的隔板上，寓枕木只有少许距离。

几天之内，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军队放弃了广西、贵州两省的防线……

顾秋水带着家人与邹可仁一家逃出桂林，向大后方重庆转移。他们先乘火车。火车上长满“人刺”，一旦途经山洞，挂在火车上的“人刺”就会被山岩刮去一些，要时间血肉飞溅，火车随之也就变得光溜一些。

后来改乘运货“黄牛”，卡车货堆上坐着逃亡的人们，吴为的小手紧抓着高围在卡车四周的铢条，眼看着多少人一个转弯投有抓牢就摔下山涧，马上粉身碎骨。山涧里，多少汽车残骸不得不扩受那横尸山野的残酷。

从重庆转道陕西，顾秋水把叶莲子母女交给了宝鸡“工合”的陆先生，自己则随邹可仁到华北“地下抗日”去了。

临走前，顾秋水振振有词地说：“别人都不带家眷，我也不能带。”

明知大事不好，叶莲子也不敢说一句什么。她何止是逆来顺受?连顺来电顺受了。以她的聪明才智．本可以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她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寄托在了另一个生命上。误以为那个生命不知比自己高明多少，把自己的潜能生生地埋没了。

从宝鸡到西安还算顺利，找到杨虎城将军当年的秘书，通过他，请-位西北军军长为他们给原山西省督军阎锡山写了一封介绍信。只有通过阎锡山这个关系，才能穿过山西封锁线到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