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群激动地流着泪水的小将，捆起了老校长，给他脸上涂上油彩，激愤地控诉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树春夹着报纸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直愣愣地瞧着。呆了好久，他才离去，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依旧分发报纸。

当天夜里，他以他特有的耐心和毅力猫在校门口的墙旮旯里，一直等了一宿。当黎明来到的时候，当被革命的烈火烧起旺盛的精力，“革命领袖”们开完了战斗会议步出校门的时候，树春抄起一块大砖头朝“一号勤务员”的额头扔去。自然，这种“反革命阶级报复行为”，惹恼了怒火中烧的革命战士。头缠纱布的“一号勤务员”命令捆起这个“反革命”，吊在学校的老槐树上。打过三巡以后，又召开批斗大会。树春被五花大绑，被四个人按在台上。他呢，头也不低，直愣愣的眼光冒着火，紧咬着下唇。胡同里的老太太们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跑到小将们面前求情：

“饶了他吧，他傻！缺心少肺的！”

“别打啦，打坏了怎么办？”

是啊，他傻，而且年龄也小，够不上反革命的资格。小将们高呼了一阵口号之后，拳打脚踢一顿，宣告对他“实行监督改造”！

于是，他每天扫街。黎明即起，洒扫胡同。于是，自此以后，他经常挨打。各种各样的人，谁高兴都可以打他。他是“小小反革命”，“傻反革命”。有人因为他“反动”而打他；有人因为他傻而打他；有人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开心而打他。他呢，经常带着满脸的抓伤、砸伤、裂口、青肿而低头认真地扫着街。然后，又夹起报纸，瞪着木然的眼睛，直撅撅地挨家挨户送报——这是他自己挑选的义务工作，谁也没分派他呀。

有一天，“一号勤务员”勒令他停止送报，而且从他手中抢去报纸。他直勾勾地盯着“勤务员”，仿佛听不懂他的命令。忽然又从“勤务员”手中抢过报纸死命地夹在胳膊底下，任拳打脚踢也不松手。那天，他又被关在小黑屋里“谈了一次话”。谈话的成绩表现在傻子全身：遍体鞭痕。

这次皇侄出面了。他以国务院明令被保护人的身份讲情，领回了傻子。

三天以后，树春依旧胳膊夹着报纸，蹒跚在胡同里。他好像是真的更傻了。两只眼里是浑沌的光，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了。

接着，秋天，他妈妈死了。关在“牛棚”里的爸爸只被押解着回来了一个钟头。树春在邻居的帮助下给妈妈穿上一身干净衣服，又排了一星期的队，才把妈妈火化。任何一个放置革命群众遗骨的场所都不接受这“反革命家属”的骨灰。树春只好把妈妈的骨灰盒子抱回来，放在五斗橱上。当天夜里，他冒着冷嗖嗖的秋风儿，在院子里溜溜儿坐了一宿。

过了两年儿，他爸爸也死了。揪斗这位老校长的小将们也一批批离去，对树春的看管也自然地不严紧，而终于没有任何拘束了。自由，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特别是没有任何进项，肚子天天自由地叫唤的时候。自由了的傻子此时却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他让穷和饿逼的整天猫在墙旮旯里，一动不动地躺卧着。可有一宗，只要报纸一来，他还是拖是两条腿、慢慢地挨家挨户分发。邻居们，这个给他一碗饭，那个给他一块饼。只要他吃了谁家一点东西，他当天就报偿给人一次体力劳动：搬蜂窝煤呀，倒垃圾呀，买面、送信呀。直到那个飘雪的冬天，他病倒在冰冷的小屋里为止，他没有白吃过任何一粒米。

又是那位皇亲国戚，撬开了树春的门。老爷子两眼含着泪，把他送到医院。胡同儿里的老太太们，自动地开了一个会，一个个流着泪自我检讨一番，数叨自己怎么忘恩负义对不起傻子，怎么没了同情心，让这么个大实诚人差点儿死去。一个老太太还发誓，等傻子出了院，她要认他当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