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之见与空发议论一样是宋朝文人的两大通病。太学生出身、进士高第，做到地方大员的张孝纯也未能摆脱门户之见这个毛病。首先因为他与王禀不属于一个“派系”，即使平常很尊敬他，听了他一句直率的话就会引起种种想法。张孝纯已经忘记了王禀是战功卓著的西军大将，当初唯独他不愿复员回西北去，甘心留下来协助自己充实河东防务，这正是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表现，张孝纯也忘记了正是依靠王禀和他所部的五千泾原兵的努力，把太原府布置得铁桶一般，使他敢于信心十足发出“太原防务，必不可虑”的豪言壮语。过河拔桥，甚至河还没过，思想上先要拔桥了，这些文人学士的毛病，还不仅仅是健忘而已！

王禀说马扩另有打算，确是相知甚深的推论，并非私阿所好。在宣抚司应该设在哪里这个问题上，马扩确是想过了，想得很深，考虑得比较全面。

童贯说安抚使守土有责，理应死守，而自己作为宣抚使，却可以理直气壮地逃回京师。这是诡辩，是他的幕僚范讷、王云那帮人想出来的一个花招，是专门在字眼上打滚的秀才技俩，根本不值一驳。

这个范讷虽是童贯幕下的多年僚友，平常素飧尸位，出的鬼点子不多，又怪他的娘老子没给他个好姓名。在司里，人们把他与醉鬼孙渥并称为“酒囊饭袋”。酒囊尚可，饭袋尤其难听，使他深以为耻。昨夜童贯的亲信会议中，他与王云及许多人都主张宣抚逃走，他还想出用“守土有责”这顶高帽子来压服张孝纯。不过，饭袋的主意并不高明，张孝纯这个人岂是用一顶帽子压得下去的？结果倒反使宣抚使出丑。

马扩认为问题不在于安抚、宣抚，哪一个更有守土之责，而在于目前情况下，宣抚使应该驻节何处，才能于大局有补。在早衙的一场争吵中，童贯之失在于他一心只想逃命。张孝纯之失在于他只知道太原的重要而不知其他。马扩既强烈地反对童贯的无耻图逃，也不支持张孝纯囿于局部的想法。马扩认为当务之急，莫过于宣抚司移司真定，兼顾河北河东两路军事，并迅速定计收编义军，实现共同抗金的夙愿。散衙不久，他已拟好一份议状，送去给童贯过目。

此时童贯气犹未消，再加上急于准备逃命，哪有心思坐下来细读马扩的札子？他随口敷衍两句，就把札子塞进靴筩，把马扩暂时打发走了。晚衙时分，他的亲信毕集，他才想起从靴筩里取出札子，粗枝大叶地浏览一过，甚至内容讲些什么也没看清楚，口中还轻薄地说道：

“许大紧急大事？此公容易入议状。”

这是市井语言，意思说难道真有这样大不了的紧急事，这位老兄动不动就送来一份议状。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危急之时，他心里紧张，不觉脱口而出，或者他意存讽刺，故意要找几句话来刻薄人，童贯才会说出这样他少年时期说惯了的“市井话”。幕僚们平常虽厌恶马扩之为人，在童贯面前，却有些忌惮，不敢十分诋毁他，只有恩主自己带了头，他们才起哄道：“这位老兄呀，不管什么大事小事急事缓事，乃至芝麻绿豆、蝼蛄蚂蚁之事，都要他来议一议，申一状，真是个‘议状迷’。”

一语末了，这个“议状迷”已自破门而入。原来童贯固然习知“此公容易入议状”，马扩也习知“此公好推事”，凡是他不喜欢的事情，不入耳的言论，童贯都想办法推掉了，推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但兹事体大，有关国家大局，马扩非得跑来与他争一争不可。

“马廉访，你来得正好。大伙儿正在议论你的议状，说你的文章大大长进了，这里的大手笔宇文阁学也有望尘之叹。”

好个童贯，真有他一套！随手往嘴上一抹，就是满口胡柴，随手往口袋里一掏，就是满把谎言，真好象是个变戏法的。

童贯居然与马扩谈起文字来，岂非亘古未有之怪事？不过马扩与他并非文字之交，不想在此刻浪费时间与他谈文论艺，他抓住了一句就问：“既是宣抚称赞俺的文字长进，想必留驻真定之议，已蒙采纳，且听吩咐，何时启节前往。马某不才，愿为前驱。”

“移司真定，也是大事，”直到此时，童贯才知道他的议状上讲的是这件事，“容俺细细想了，再与廉访回话。”

童贯要打退堂鼓，马扩却不肯放过他，逼上一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