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吴敏字）。代天立言，说得何等沉痛！多年来祸国病民的稗政，已尽于此一纸之中。”即使处于危亡之秋，对万事仍抱着乐观态度的李纲忽然流下几点激动的眼泪，高兴地说，“此诏一下，朝野震动，只恐天下事从此就有了转机了！”他尽管心里高兴，说到最后一句时，自己也感动得流下泪来。

谁知道吴敏就是为了这个善于嫣然一笑的远山才拒绝蔡府的亲事，成全他不慕权势的美名。谁知道官家这篇透澈沉痛的《罪已诏》就是在这样旖旎风光中写成的，竟被李纲看成为天下事转机的枢纽，这对吴敏说来，真所谓是“不虞之誉”了。

当然《罪己诏》还是写得十分透彻沉痛的：

“朕获承祖宗庥德，托身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心中，而过咎形于天下……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糜成风。利源商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殊求；诸军衣粮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屡见而朕不语，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

《罪已诏》与《罢花石纲指挥》是一正一副的文章。《罪己诏》从理论上谴责自己的失德。《罢花石纲指挥》则从行政上保证知过必改，从此与天下更新。在这道指挥中，提出了要罢花石纲、罢应奉局诸路岁贡、罢都茶场、罢河防非紧急泛料、罢免伕钱、罢请御笔断遣⑾、罢大晟府、罢学乐所等，一共“罢”了二三十项事目，其中多数是导致朝廷败坏天下事的陋政，为士民所丛垢。大晟府、学乐所等研究音乐的机构，也遭到池鱼之殃，被一起罢掉了，这说明官家个人的嗜好，无论宫室园林、声色犬马，都是不得人心的。

现在是到了人民要向他算总帐的时候，他聪明地自己先承担起一切罪过，然后表示一定要改过。这就是李纲认为“天下事已有转机”的根据。

下《罪己诏》比顽固到底，至死不悟，把错误坚持到最后一天当然要高明一些，但它毕竟不过是一种表态而已，并不是一服起死回生的良药。

（八）

下《罪己诏》，降《罢花石纲指挥》，这两件事都不费官家吹灰之力，他只消在已经办好了的诏书上盖一方御玺就好。现在官家要认真考虑“避狄”之计了，这里还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官家毕竟与童贯不同，童贯逃离太原，可与张孝纯打笔墨官司，安抚守土有责，宣抚守土无责，在有无的字面上做文章。官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人公，无论逃到哪里去，都逃不了轻弃社稷的责任。虽然历史上有过不少做逃皇帝的先例，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到后世谴责。现在是涉及到他要继续做皇帝就不能轻离京师，轻弃社稷宗庙而逃，他要为避狄之计就不能继续再当皇帝这样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他心里正在犹豫不决的是否要把皇位让给太子赵桓，自己退居太上皇之位然后南逃。那皇位的确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食之还是弃之？他自己委决不下来。这件事与皇太子赵桓有关，他不能在事前与他商量。至于白时中、李邦彦之为人，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告诉他们，他们奇货可居，一定马上跑到太子那里去请功了，他不愿与他们商量。童贯与王黼的关系密切，王黼曾主张废太子而立郓工，如今王黼虽在京邸待罪，政治上还有一定潜势力，因此他不可与童贯商量。

官家是个刚愎而不自用的人，他的每一个愿望都非要实现不可，但最好有人商量商量，帮他作出决定来，好象以他名义颁发的谕旨都要有宰相的副署一样，事情是他做，责任则要别人帮他分担。现在他能够与之商量的人，或则不能、或则不愿、或则不可，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到了起草《罪已诏》深合自己心意的吴敏，当时就派内监去把吴敏找来。

即使近来颇走好运，连连受到官家青睐的吴敏也只把自己放在文学侍从之列，没有想到官家竟会把这样一件大事与他商议，吓得他冷汗直淋。当场也只说得一句，兹事体大，容臣回家细想后，明日再作回奏。

吴敏回到家里，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心头小鹿儿乱撞，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远山看出了他有心事，建议去把李纲请来商量。一句话提醒了吴敏，他在内廷时，心里想到的也就是回家去与李纲商量，怎的走在路上，全部忘记了？

李纲赶来，听了他的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后来忽然抓住了其中的一个要点，顿时大喜过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