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扩是干员，过去、现在都有许多事情要他去办，但由于同样的理由，童贯对马扩也暂时保密。

当他已经知道平州金军出动檀州，蓟州相继沦陷的消息后，派马扩去馆伴粘罕派来的使者一举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但他还存在最后幻想，斡离不出兵，不等于粘罕也非要跟着斡离不同时出兵不可。即使到了这一天，他们希望河北边界的战争只限于局部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

即使作最坏的打算，粘罕一定要出兵，让马扩与撒卢母周旋两天，拖延了他出兵的日期，也有利于他自己的打算。因此他发出手中这一张最有用的牌，把马扩置于无可用武之地，只能单纯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次粘罕派来的两名使节撒卢母、王介儒都是马扩旧相识。

从海上之盟以来，金主完颜阿骨打、大太子粘罕、二太子斡离不、大将完颜希尹等都曾多次直接与马政、马扩、赵良嗣打交道，但平常接伴的一般都是撒卢母。这是一个与他打过一次交道就不想再见第二面的人。但每次出使，马扩还是不得不让他形影相随。他有时谄笑，有时嗔怒，有时没来由地来献殷勤，有时甚至不顾礼貌地把面孔拉长了拒人于千里以外，犹如演剧场上的猢狲，随时都可以从戏装箱里取出他需要的面具戴上，随时变换着自己扮演的角色。这种赤裸裸的虚伪，有时倒也有一点可爱，因为别人知道虚伪的可耻，在伪装以后还要加上一层伪装来掩盖自己的伪装。撒卢母却没有这种可耻的意识，他不怕别人知道他的伪装，因为这出于他的需要。

其实马扩有什么权利谴责撒卢母？撒卢母虚伪善变，满口胡柴，这都属于个人品德上的问题，如果他的这些“缺德”都是为了他的朝廷的利益，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德，何“缺”之有？

有人给外交家下了一个定义是“为了国家利益派到国外去撒谎的诚实人”，外交家本身不一定是诚实者，但他到外面去撒谎却真是为了本朝的利益。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把朝廷的虚实尽输与敌人，那岂不成为“卖国贼”了？譬^[pì]如这次撒卢母来太原，背着副使把金朝的虚实和盘向马扩托出，他告诉马扩：粘罕与斡离不之间的矛盾，金朝东西两支军队的实力，两路进兵的路线和最后会师东京城下的战略目标，还有粘罕特别惧怕的雁北义军的抗击等等都说与马扩知道了，这些都是马扩十分需要的情报。对这样一个背叛本朝利益的贼徒，马扩不是要深恶痛绝、看不起他的为人？更加谈不到做明友了。

个人的品德有时要和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上的马扩仍然非常看重个人的品德，因此，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马扩常常陷入于这方面的迷惘而不可自拔。

还有与撒卢母同来的王介儒也是马扩的旧识。当初萧皇后决定归降宋朝时，就派王介儒随着马扩一起南来。在兰沟甸大战后，宋辽双方无法进行外交谈判了，王介儒还在雄州城里住了几天，一直由马扩馆伴。他为人善于思考，深思不露。当时马扩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老练的官员，在外交谈判中可能是个劲敌。与他们打交道，需要步步小心，一点不可放松。

童贯虽然不希望与两个金使见面，金使却不容他躲避，他们到达太原后，说是奉国相之命，一定要面见宣抚议事。宋彦通拗不过他们，只好带去见童贯。

撒卢母见了童贯，以极度傲慢的态度出示粘罕派他赍来的军书，除照例责备宋朝种种罪名外，明确地写上元帅国相已兴师前来尔帮吊民伐罪。这一句带有宣战性质的话，好象在童贯的头顶上打了一个轰雷。现在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出示军书后，撤卢母继以十分不逊的语言连珠箭似地攻击童贯，指摘他这个不是，那个不对，根本没有把他的权威性放在眼里。童贯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样对答才是。谈到最后，还是向撒卢母商量道：

“许大国事，且须商量，何故便有此事？”

“军马已起，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撒卢母更加盛气凌人地回答。

最后童贯找到下台的办法，好声好气地劝来使让“馆伴陪去说话，有事但见谕，足可相应。”

凡是看到这番酬答的人，万想不到平日威势十足的童贯一旦看到金使竟变成个矮子、哑子、聋子、几乎把他的骨架都拆散了的疯瘫的汉子。幸喜马扩没有在场，宋彦通又是个极通世故的老幕僚，最善于隐恶扬善，不至于把恩相这副窘相张扬出去，这个童贯是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