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马扩也来行馆接伴，双方又进行了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对话。在马扩的影响下，宋彦通的胆气略为壮了一些，居然敢提出责问道：

“两朝许多时讲好，如今贵朝不通些耗，便起兵前来，是何道理？”

所谓“不通些耗”，是责备粘罕没有通过外交文书，正式“宣战”，就发兵前来，有失道理。不过古代既没有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定出兵前必须通知对方，这种责备就完全没有必要了。金方是从来不讲道理的，当你责备它不讲道理时，它又会把道理抢过去，反唇相讥，它倒小说变成是受害的一方。当时王介儒回答宋彦通的责问，就说“只为贵朝有失道理，所以如此。”这是非常典型的强权外交。

“兵凶事，天道厌之，”马扩想把他们的气焰压一下，“今贵朝不顾以前誓好，便先起兵，却不道南朝员幅广大，人力物力充沛，若朝廷有悟，略行更张，你家军马，怎近得我的通都大邑？不过虏掠些近边小民户，日后干戈漫漫，无时定得了。”

这几句空话折服不了金使。撒卢母当即反击道：

“元帅国相若怕贵朝的人力物力时，不敢便入来了。”

马扩还待再说，王介儒插入一句道：

“事已至此，自家懑在这里斗口作甚？承宣若能劝童大王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土地，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这就是承宣的尽忠报国了。”

这是金朝第一次提出讲和的条件，好大的口气，要想不战而尽得两河之地。在这种场合中要反击他倒也不难，马扩不怒而笑道：

“贵朝欲得两河之地，此事不难，只要贵朝把会宁府③送上，两相调换，有何不可！”

马扩一句火药气十足的笑话结束了这一场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谈话。

马扩、宋彦通出馆后，具告童贯。童贯惊魂未定，急令他们写个书面报告，以备上奏。他自己就把宇文虚中、范讷、王云等几个亲信幕僚留下来密议。

在这几个幕僚之中，只有新来的中书舍人王云胆子最泼，敢于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童贯就是凭这一点，把他引入幕府，视为亲信的。他说道：

“金人欲得我两河之地，才肯罢兵，此事未尝不可商量。大王何不就此上奏，看看官家之意如何，马子充不识起倒，不明事理，遽以言语伤人，此事关系匪细，恐金人又要借此生事，不可不严加惩处，以谢金人。”

战争甫起，就主张以两河之地赂敌，这种创风气之先的大胆议论，当时连童贯也没有胆量接受它。童贯推开一句道：

“王中书既以赂地之议可行，就请你削个奏稿，待俺看来。马子充之事另议。”

童贯自己没有表态，轻轻一句话，却把王云套住了，坐实他的主张。不过王云倒没有什么顾虑，他这个割地赂敌的首创发明权是不肯轻易转让给别人的。

“皇天不负苦心人”，后来，割地赂敌之议大行，赞成它和坚决反对它的两派人，果然都没有忘记他王云这个首创发明人。

（三）

纸包不住火，宣抚司再大也包不住金军南侵的消息。撒卢母等北归后，不到两三天，警耗就纷纷传到太原。河东北部数百里封疆一时尽失，金军连陷代州、忻州，已经出现在太原以北不到一百里路的石岭关。

事实上金朝东西两路军出动的日期，前后相差，不过数日。童贯想利用与撒卢母谈判以拖延粘罕出兵的日期，那只是一个梦想，反而是粘罕充分利用了撒卢母与宋朝的谈判，以掩护其出兵掠地的真相。撒卢母通过外交途径南使之日，粘罕的大军已悄悄地跟踵而至。它从云中出发，取道怀仁、山阴，旁略朔州、武州，绕过义军丛集的雁北山区，直扑代州，拿获了河东大将李嗣本，接着就向忻州进军。

忻州知府贺权是朝廷命官，守土大员，却最懂得打算盘，做买卖。莫说忻州府是边郡贫瘠之地，他把张孝纯收编的一支义胜军的饷项侵吞一半，就足够抵付送童贯的礼物，本来早就收支两讫。如今金军杀来，他自然不肯把自己的一条性命垫付进去。他急中生智，立刻打开府城大门，传来两部鼓吹，在城门上大敲大打，又备下牛酒花红、香案蜡烛，恭迎金师。粘罕看到了十分高兴，对他褒奖有加，仍令权④忻州知府，后来又升官两级。这笔生意做得顺利，本小利大，子母相权，羡利两倍，不禁高兴得逢人就要称扬元帅国相的大恩大德。

兵贵神速，粘罕得了忻州后，更不入城休息，就传令太将娄室长驱直攻忻州以南的雄关重镇——石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