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主张撤退就是承认战败，两者在这里是同义词。当然他们口头上也还有些好听话，说什么暂时撤退是为了保护大军安全，是为了组织更好的进攻等等，但根据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前线的战士都了解这一点。

马扩抽空去摸一摸宣抚司各人心里的底。

蔡攸是不怕承认战败的。他虽是伐辽战争发起人之一，但此番北上，奉有明旨，只管民事，不问军政。军事上的失败，应由都统制种师道负责，即使要向上追究，也只能追到童贯身上，无论如何不会追到他蔡攸头上来。再则，对于战败的后果，他也没有往深处去想，更没有联系到他的根本利害。战败了顶多与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一样，还会有什么更大的祸水？朝廷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战争，戳穿了说，无非是一场儿戏，成功了大家兴高采烈，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另外再找个题目去“玩”，天底下好玩的事情多着呢，岂止战争一件！北齐后主的兄弟建议兄长把一个捆绑着的宫女装进木箱里，再放进几斗蝎子，大家都去欣赏蝎子折磨那个宫女的奇观。后主看了，果然十分称赏，还责备兄弟道：“如此乐事，何不早来奏知？”在蔡攸的心目中，收复燕云，又何尝不是这一类的乐事，可惜它玩起来没有那么有趣，不能为他们提供官能上的快感。既然如此，不如借此下台，早点回东京去另找别的玩，何必再留在前线寻欢不成，反而惹得一身腥臊？因此蔡攸主张撤兵是十分自然的，毫不足怪。

宣抚司的僚属们只有与他们本身利害有关时才关心前线战局。现在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败局已定，童贯也将下台。既然在前线已无油水可捞，剩下的事情就是逃命要紧。他们虽然都顶着“立里客”这个光荣的头衔，却没有哪个准备壮烈牺牲，做“立里”的殉葬品。殉主而死的田横五百舍人，那只是书本中渲染得热闹的平话故事，谁又真到海岛中去核实过？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那肯定是一群大傻瓜。他们才不稀罕那样的大傻瓜呢！富贵不得，退而求身家的安全，主张撤退，这完全符合推理。

赵良嗣是伐辽战争的真正老牌发起人，并且始终参与其事。对他赵良嗣，这场战争不是儿戏，而是以他的生命为筹码的赌博。赌输了，逃不脱首先发难的责任，肯定要受到充军流放以上的处分，这是毫无疑问的。说他再想逃回去投靠李处温，那倒是冤枉他了，他不但无此想法，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可能，耶律大石早已断了他的归路。因而与宣抚司的僚属们相反，他力主坚守，企图转败为功，他的态度是明朗、坚决的。只是目前他处在倒霉的地位上，他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因此他把马扩看成为救命稻草，竭力怂恿他去说服刘鞈，还替他出了许多点子。

童贯是这场战争的实际负责人，一战而败，虽然可以把责任推到种师道头上。事实上，这三、四天中，他每天都有两、三道奏章上奏，反复说着同样的话。但毕竟种师道也是个大员，有专折上奏之权，他也生着一张嘴，三对六面，童贯未必就可以脱尽干系。何况他的贪欲心极强，不到图穷匕现，不肯轻易罢手。因此他对撤兵或进兵之议，持着犹豫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点上，赵良嗣比马扩的认识要深刘些。马扩听了童贯的一席话，认为他已经真正反对撤兵了，赵良嗣却劝马扩多多促进童贯，说“事之成败，端系于宣抚之一念”，含有怕他中途变卦，要促使他坚定下来的意思。这是深明童贯心里底蕴的话。

主张或反对撤兵，各人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心理背景以及一套在表面上听起来也是振振有词的说法。对于他们各人所抱的态度，马扩都可以理解。

马扩大惑不解的是刘鞈的态度。

马扩向来不把刘鞈看成为宣抚司里的一伙，不仅因为他跟他们父子都有交情，刘鞈还是他父亲马政的朋友，是他的父执，更因为刘鞈在西军中多年，历练军事，做过许多有益于大众的事情，平日的议论与主张与西军中人多有吻合之处，并且颇能主持公道。在马扩的心目中，毋宁说，对军队中的文官刘鞈例外地抱有一定程度的尊敬。现在他听到刘鞈坚决主张撤兵，种师道这样说过，童贯、赵良嗣又先后加以证实。马扩自己还为刘鞈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认为他大约是受了宣抚司同僚的影响，对战局作了错误的判断所致。他相信这不过是个技术问题，只要把道理和利害关系讲明白了，一向通情达理的刘鞈一定会从善如流，改变主张。他既然能够说服童贯，难道说不服刘鞈？

像常有的情况一样，凡是主要负责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拿不出一个明确的主张，就一定会有人取代他的地位，挺身而出，代他发号施令，成为事实上的负责人。因为这时大家都在期待着下一步怎么办，拿得出主张的人必然是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间不容发的战争关键时刻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