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鞠了一躬，怯怯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警察笑得像哭一样，大声地、但充满同情心地说：

“难道还要我把你背到马路对面去吗？！”

他连连点头哈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自己能过去，我自己能过去。”

警察又说：“真是个宝贝！”说完就像逃避蛇蝎般匆匆走了。他目送着警察走远，心里洋溢着胜利感、自豪感和对这个同情自己的高大警察的满腔感激，转身回到马路边。

他又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了，那些白色的斑马线似乎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横在他的面前。他注视着路对面的信号灯，果然就分不清红绿了。难道撒了一个谎就真的成了色盲？他揉着眼睛，安慰着自己：可能是阳光把眼睛刺激麻痹了，暂分不清红绿；或者是信号灯失灵了；或者是停了电。不可能是警察睡了觉，因为这儿的信号灯是自动控制，岗楼里没有人。他左盼右顾着，发现路上没有车辆后，又随即发现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大腿修长的、腰细如马蜂的、戴着米黄色草帽的、皮肤很白嫩的、臀部很发达很诱人的——有些大学生甚至把“臀”字读成“殿”字，他鄙夷地想——穿着高跟皮凉鞋、肉色连腚丝袜的、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身体一耸一耸——尽管我没看到她的正面，但她一定很美丽——的美丽姑娘，尾巴一样的头发撅儿撅儿在脑后的美丽姑娘，大摇大摆地迈着小碎步儿，“咯噔咯噔”地从他的身旁走进了斑马线里。他想起了黑面警察的教导：“看不清红绿灯，可以跟着行人走。”我可不是追姑娘！他急匆匆地追着那唤起他心中若干非分之想的粉红姑娘跑进了斑马线。一声尖利的刹车声在他的耳畔响起，他一侧脸，看到一辆紫红色的“桑塔纳”牌轿车停在离他身体只有半米远的地方。他的头“嗡”的一声响，他感到自己的头在一秒钟的光景里像只气球一样膨胀起来，飘飘冉冉欲拔颈升腾而去，脑子里一片空白。车辆与路面急剧摩擦冒出的黑烟和焦煳的橡胶臭气飘到他的眼前。他感到这尖厉的刹车声像一把利刃把自己的思想划破了。他看到车门缓缓打开，一个身穿黑西服、留着寸头的精壮司机从车里钻出来。他本能地向后退着，退着。脸色苍白的司机向前逼着，逼着。他看到司机的步伐凌乱，身体有些摇晃。他的脚后跟碰到马路牙子上，腿弯子一打软，顺势就瘫坐在马路上了。司机伸出手，揪住了他的衬衣领子，把他提了起来。他感到脖子勒住了，呼吸不畅。司机的手痉挛着，猛地往前一推，他一屁股跌在水泥墩子铺成的人行道上，尾骨一阵尖锐的痛楚，一直上升到脖颈。他看到司机咬牙切齿地说：

“他妈的，今日要是轧死你，怨谁？”

王三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他哭着说：“师傅，好师傅，怨我，怨我，轧死我活该，活该！”

司机长出了一口气，神情复杂地看了王三一分钟，然后，走回到他的车边，钻进汽车，缓缓地把车开走了。王三满怀悲哀地目送着紫红轿车，发现它跑得很慢，好像一条挨了沉重打击的狗。

王三从人行道上爬起来，找了一棵法国梧桐当靠山，先是站着，后来背沿着树往下滑，慢慢地就坐在树根上了。他身上冷汗淋漓，畏畏缩缩地去看那斑马线，一看到那两道乌黑的轮胎擦痕，他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全身抽搐起来。他深刻地体会到了：真正的恐怖不是死，而是死里逃生后的后怕。他想方才要是司机的反应稍微慢一点，自己就葬身车轮之下了。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血肉模糊的尸体，挤出的肠子、涂在斑马线上的脑浆。他眼泪又一次涌出来。恐怖与自卑一起折磨着他。我怎么这样笨？我怎么这般窝囊？他想，这个大城市太可怕了。苏北一望无际的原野出现在他的眼前，那平坦的乡间土路上，行走着悠闲的黄牛，田野里风动着碧绿的稼禾，弯曲的河道里缓慢流动着清明的水，水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鸟儿鸣叫，牧歌响亮。他想起了昨天写过的条目“闲适”：闲适是一种恬适、雅静的诗歌风格。追求舒适、闲静，原是古代封建文人的一种生活情绪，是统治阶级享乐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他想这样的解释纯属胡说八道。他准备回家后立即重写“闲适”条目。又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大男孩骑着自行车从斑马线上横穿过去，来往的汽车都为他们减速。他开始痛恨自己，勇气缓慢地生长起来。你是堂堂的大学教师，在这个城市里有正式的户口，你是这城市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市民，难道连条马路都过不去吗？他站起来，四下里望望，并没发现有谁在注意自己。他拍拍裤子上的土，整整衣服，挺起胸膛，他下决心像那粉红姑娘一样，大摇大摆地横穿斑马线，他鼓励着自己，你没有任何理由自卑！你一定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不是人怕汽车，而是汽车怕人。

他第三次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上，那两道乌黑的擦痕又一次让他的脑袋膨胀，刚刚鼓舞起来的勇气又差不多消耗殆尽了。他想：索性回家去吧，对妻子撒个谎，就说杂货店里的拖把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