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给他金斧和神力，只不过和他一起扛起了原来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包袱。这包袱不轻，一个人背着沉重，两个人背着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样，毕业后她没有分到科研部门，也没有分到大工厂而分到一个偏僻的小厂，专业完全不对口。她成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一个包袱压碎了她成为科学家的梦。

她哭过，埋怨过，一肚子的闷气，但她没有后悔，心甘情愿为两个相依为命的生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无声息，毫无价值地消失了，连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一个资本家的儿媳妇去为她的丈夫买一件衬衣而遭车祸，即便有人给开个追悼会，又能说些什么？她做了一年资本家老公公的儿媳妇，却不知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幢厦门路的漂亮小楼里，她和他的房间四壁空空。原先家里的物品他们一件也没有要，一张木板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柳条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她和他一起动员“二姨太”为河北水灾捐出了最后一笔存款。他们决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弟妹。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了，可心里却非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远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个妻子徐力里是怎么走进自己生活里来的？当时他没有认真想，现在不愿想。他只知道，他与她谁也没有进入过对方的心里。

他被落实了政策，不单是他的身份和职称———工程师，而且还有他的家和资产———那幢小楼。

“文革”之前，他一个人住在那幢小楼顶的阁楼里，一间过去用人住的房子。但进入小院时，他仍常常感到不安，这条街的主人大都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流过血的革命者。只有他家与对面两家属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后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赶到院子右边的两间平房，原先司机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却感到庆幸，他心态平衡了。然而现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继承了已故“二姨太”的这幢房子。他心有余悸，不想要，要捐给国家。但组织上一再说明他要继承下来。———他的二伯要回来了。二伯还活着，他老了，对故土的眷恋，使他的爱国之心浓缩在一个聚集点上，他要投资，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陪同回来的是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比柳若晨小五岁，功业却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亲为国投资，儿子为国增光，父子俩的回国成了一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须立即回到厦门路小楼，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大事。有生以来，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紧接着，光环一圈圈地笼罩在柳若晨的头上。先是他被调到研究所当工程师，然后又上调到一个大企业当总工程师。不久，市委副书记亲自找到他，把市委书记的女儿徐力里介绍给他。他又一次如堕入迷雾之中。梦里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然后，他入了党。在他想“红”想得发疯时，他一点红色都沾不上。而当他自以为不再可能有作为时，却突然红得发紫了。这次，他没有出现神话般的幻影，他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实还有几分怅惘。

“一个预备党员，还封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气，向前看嘛！”为他说媒的袁副书记以四十年党龄的资格，要求他这个新党员肃清封建残余，忘掉死人，与活人成亲。

他无言以对。

忘掉她，这不可能。“没有朝气”这倒是他的实际。自从她离开后，他就像一只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临终前会对他说些什么？劝他再娶，还是期待他说出一句永不变心的誓言？不，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肯定知道他，一个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忘了她。

“你难道还相信人死去会有灵魂？”厂党委书记奉命说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