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座北方的大都市里住久了的人都知道，夏季是最难熬的。住在老城区普店街一带的居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冬天，虽然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凛冽寒风，能把街上的土坷垃冻成钢铁，连路两边儿的树都如同让人抽干了汁似的，挺在那儿像一具具僵尸，没丁点活力和弹性。但是，普店街的住户只要进了家门，可就不在乎屋外世界的寒潮肆虐了。挤挤巴巴的一间小屋，被前后左右的邻居小屋包围着，就有了三面火墙，地当中再生一只煤火炉，屋里立时就暖烘烘的，热得穿不住一件厚毛衣。让你忘了外面是吹气成霜、冻裂铁管子的数九腊月。可到了夏天，普店街住户的优越性便全部丧失了，进了屋，就像一头扎进了红外线烤箱，闷得你不知人究竟得用身上的哪个部位去喘气，四面八方涌来的热浪把你各个器官都堵得严严的。尽管开着门，敞着窗，可南来北往的风就是死活不进家门。现在，家用电器开始普及了，普店街各家各户抱回家里来的首先不是电视机、收录机，而是电风扇。不少人家一买就是两台，放在自己小屋的两个角儿上，呼呼呼地一开就是半宿，要不，一家子人根本没法睡着觉。人哪，是越活越金贵，越活越娇气。过去没有电扇，一把芭蕉扇也活过来了。如今有电扇了，还是夏夜难熬。大伙儿夜游神似的，天天夜里没有不在屋里屋外折腾它八次十次的。到困得迷迷糊糊睁不开眼了，才从胡同口、马路边回到小屋，在电扇吹的热乎乎的风下，渐渐入睡。

普店街的居民们开始诅咒起自己居住了几代的鬼地方。

这条街是市里原来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居民点，胡同紧挨着胡同，高低不同，公盖私建的各式平房密密麻麻，比肩接踵，拥挤不堪。倘从空中俯视，那些房子横七竖八，毫无规律地错落交叉，像一张扯破又结织的蜘蛛网。

这张“网”几乎是与这座城市同时诞生的。

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五百年的时间。人们有兴趣记载它的历史则更短。普店街是怎么挤成这个样儿的，偌大的天地空间，人们为什么偏偏要聚集到这儿来盖房，挤在一堆儿生活，没人能做出准确的考证，也无人有意对这块“杂巴地”做点研究，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就养成了一种禀性：承认既成事实，安于既成事实。他们当然从来没想考察这儿的整体形成和演变，也懒于思索它的发展和改造，那不是他们的事儿。

到了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自个儿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这里的居民，也随着文明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现状开始不满了。当市里两片新的居民小区漂亮的排排楼房拔地而起，当西面那三幢二十四层的高层住宅楼像三座大山耸在面前，普店街的居民更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和不平。尤其到了晚上，人们坐到马路边乘凉时，望着那三幢高层建筑，看看那上千扇窗户里闪出的各色灯光，真觉得自个儿肚里的气横竖卡着，怎么喘气也不顺。

“他奶奶的，就这么点风，还他妈的全让它们给挡上了。”陈宝柱光着脊梁，坐在板凳上，嘴叼着烟卷，狠狠地骂。

这几乎是入夏以来，天天晚上在街头都要重复的老话题。一个人先骂个头，便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形成一片诅咒声。

“你小子把长头发剃剃比来风还凉快。”陈宝柱的邻居万家福指着宝柱的脑袋说，他比宝柱大几岁，这会儿他望着那些漂亮的大楼，不由得羡慕起来，“这帮子人们真福分，什么时候咱也能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去。”

“你万元户还怕住不进去？破点财买它一层。”陈宝柱说。

“一层？我早打听了，四万块一个单元。有那几万块，我还想办工厂呢。”

“你个混蛋又他妈的瞎吹。”坐在他俩旁边那圈人中间的万老头突然扭过脸来冲儿子吼起来，“整天说梦话，几万，上哪儿弄去？老子整天命都搭上了，攒那么千把块钱，你娶媳妇儿还不够哪。”

大伙儿全笑了，万老头眼瞪得更圆了。

“笑嘛？这是老实话，这小子好吹。都说我成了万元户，狗屁！摊煎饼能赚了那么多？腰都累折了，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又全让这小子折腾百货给赔进去。”

“哟，家福这么笨呀！”张义兰见这边热闹，拿板凳托着屁股凑过来。藕荷色的真丝连衣裙像薄翼一样贴在汗嗒嗒的身上，显露出她那些迷人的曲线，“光赔还想当经理？”

万家福受不住了，他最怕张义兰看不起，但又不愿跟父亲吵：“爸，您胡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