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检查团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阎鸿唤对检查团工作的指责，请示他，是否撤回检查团。

高伯年心中的火一下子冲向头顶：“不准撤，阻力再大，也要坚持把问题查清楚。”

第一次派的调查组就被轰了回来。他曾怀疑，阎鸿唤暗中起了作用，否则曹永祥、杨建华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现在，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问题的根子就在阎鸿唤身上。

昨天，张义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的儿子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是个抢劫犯。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他查清二公司问题的决心。他支持道路改造工程，但支持不等于一味肯定，及时发现处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支持。群众反映的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的问题，他不能不闻不问，但一管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只能说明其中肯定有问题。

阎鸿唤竟然如此对待他派去的检查团，太目空一切了。市委书记不代表市委，难道他阎鸿唤能代表市委、市政府？过去，自己对他太宽容了，才导致了他敢于和自己公开对抗。阎鸿唤这话是有意向人表明，凡阎鸿唤抓的工作就不容他人插手，包括市委书记也不能说个“不”字。这未免太狂妄了。他不能再容忍阎鸿唤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二公司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包括阎鸿唤本人的问题，像请客，巧立名目向企业摊派；还有不顾国格向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人伸手要钱等等问题。

高伯年暴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感到愤懑和失望，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把阎鸿唤提拔到市长的位置上来。他没能较早地识破他。一切野心家都违背不了他们行为发展的规律，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急不可待，就铤而走险，抢班夺权。阎鸿唤这不是已经向他挑战了吗？阎鸿唤把他对他爱护、支持、忍让，全当作了无能，从而助长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他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分析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即将出现的局面会十分复杂，在这方面，他应该比阎鸿唤表现得更富有经验，富有韬略。

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