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绅士显然不明白他这样问的用意，加上摸不清余怀的来历于是犹犹豫豫地回礼说：“先生何以有此一问？学生不是……”“哎，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余怀显得十分有把握。他一边说一边移动脚步，绕着对方前后左右地审视起来。

老绅士被激怒了。他跺一跺脚，提高了声音：“学生已说过了——不是！”

余怀仿佛吃了一惊：“啊，真个不是？那可就怪了！何以适才先生一番高论，在弟等听来，竞十足就像替闯贼来劝降一般？”

周围的人见他像发现什么怪物似地打量对方，起初只是又诧异又好笑，听他这么一问，都不禁愕住了。褐脸绅士却气得差点儿没跳起来。他的目光朝周围一闪，随即压住怒火，紧盯着余怀质问：“学生与兄台素不相识，不知何故恶言相加？”

“岂敢！”余怀摇一摇头。随即展开手中的折扇，掩在胸前，不紧不慢地摇着，“不过，适才先生力倡‘立君以昏’之说，并谓因此而亡国破家，亦不足恤。此非甘言巧辩，意欲为闯贼诱降于我，又是什么？”

老绅士眼珠子一转，似乎有点明白了。他把两片厚嘴唇一撇，冷笑说：“原来先生弄此半天玄虚，无非欲与小弟辩难。只是‘立君以亲’，乃祖宗之家法，伦常之至理，又与闯逆何干？何以倡言祖宗家法，伦常至理，便是甘言巧辩，为闯贼诱降？倒要请教！”

“不错，”余怀不慌不忙地说，“立君以亲，确是祖宗家法。惟是祖宗定此法时，正值天下承平，四海咸安，朝多英彦，野无弃民，夷狄有臣伏之心，匹夫无桀骜之志。当其时也，人主可以垂拱无为而治。故诸君之立，惟亲惟长，而不必惟贤。

此亦无非尚自然、息争竞之意。今则不同，天下大乱，四海腾波。国家危急存亡，已是间不容发。倘不速择贤者而立，以系民心，振士气，致令社稷崩摧，是为不忠；父母流离，是为不孝。不忠不孝，则足下所谓纲常大义，又何以得而存哉！况且，国危则立君以贤，本朝亦早有先例。岂不忆当年‘土木之变’乎？”

余怀所说的“土木之变”，是指一百五十年前，英宗皇帝在位期间，北方的瓦剌族首领也先率军攻明，英宗御驾亲征，于土木堡兵败被俘。接着京师又被围困，兵部尚书于谦见形势危急，与群臣商议，毅然放弃年仅两岁的皇太子，改立英宗的弟弟铖王为帝，终于稳定了局势，挫败了也先的图谋，最后英宗也得到释放。这确实是本朝“危则立君以贤”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只是，英宗获释回京，当上了太上皇之后，却心怀不忿。八年后，他乘弟弟景帝病重，秘密联络了宦官和部分文武大臣，发动政变，夺取了宫门，径登奉天殿复位。于是景帝被废，于谦亦被冤杀。也就是说，结局并不完美。

所以，钱谦益一面对余怀的善辩感到满意，一面又估计对方会利用这一点进行反驳。果然，只听一个尖尖的嗓门说：“土木之变‘么，不错，那一次确是’立君以疏‘。不过其后的’夺门之变‘不也正是由此而来么？可见到底是祸乱之源！”

钱谦益一看，说话的不是老绅士，却是另一位中年的官员，那袭圆领青袍上，绣着一方七品的鹬鹇图案，大约是个御史或给事中之类的言官。

照理，他提出的这个诘问也不难对付，不过余怀似乎没有防备，急切问张了几次嘴巴，竞回答不上来。于是，钱谦益把视线转向侯方域，期待这位以辩才著称的复社公子，会出言相助。谁知侯方域仍旧只顾同梅朗中嘁嘁嚓嚓地说个不停，对于同伴的困境似乎毫不在意。相反，是吴应箕咳嗽了一声，慢慢走到前面来：“夺门之变‘并非立君以贤之过，实乃奸臣乱政所致。不过，这一层眼下不必深论。”他做了一个手势，把利刃似的目光扫向全场，然后又回到那位七品官的脸上，“学生于此只欲揭出一事：纵有’夺门之变‘，江山仍为朱姓所有，国祚绵延，至今不绝，于大局其实无伤。反之，当也先兵临城下之际，若非断然舍去亲而幼之太子。

而立疏而贤之郧王，则人心惊骇，士气瓦解，我朝恐已为夷狄所乘矣！此立贤之得，天下共见。若论眼下亡国之祸，较之‘土木之变’时，其深危又何止百倍？

更须立君以贤，中兴方能有望！否则，中国一旦沦于流寇、建虏之手，彼禽兽虎狼之心，又安知仁义纲常为何事？更断不能以之教黎民、化天下。设若举国俱成禽兽虎狼，则君臣父子之大义，又将何所附丽？若无所附丽，则先生所谓‘充塞天地，长存万世’云云，岂非空洞之谈？“吴应箕是复社有名的台柱子，见解自然不凡。这番话由他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确实鞭辟人里，既揭破了死守旧制、不知通变的迂腐谬妄，又指明了立君以贤对于应付剧变的必要和重要。周围的人固然听得连连点头，钱谦益更是大为叹赏。现在，他放心了：有这几个人在，料想褐脸老绅士那些人再也嚣张不起来。他本来有意上前同吴应箕等人见见面，联络一下感情，又觉得现在还不到时候。“哎，等我为东林把迎立这件大事办成了，他们自然会对我改容相见。到那时再说吧！”他想，于是悄悄转过身，从人丛里挤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