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哕唆了，倒有自知之明，李南泉回答声“再谈罢”，也就没有远送。对于袁四维这个作风，实在是感到有些头痛，太太既不在家，也就只有拿了一本书坐到桌旁看着。心里料想着，在这最短期间，他是不会来麻烦的。可是这个猜想，又不怎么符合。窗子外面，忽然有人叫了一声“李伯伯”。看时，是袁先生那位大小姐。她小手提了点东西，摇摇晃晃地向这里走来。她径直走到屋子里，将手上提着的东西举了起来。乃是半条干咸鱼和一个小报纸包儿。那鱼约莫有七寸长，三寸宽。鱼头倒是完整无缺。在鱼腮以后，这鱼就削去了半边。尤其是那鱼尾巴已不存在，这鱼的半边干身子，盐霜像加了一层白粉，还有些虫丝，圆秃秃的，极不好看。那个报纸包，约莫有四寸见方，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那纸包并不大，而外面绑扎的绳子，却是小拇指粗细的草绳。这显然是极不相称。可是送礼人对于这些物品，似乎还是十分重视。那包扎着纸包的草绳，束得很紧，而且还长出了有一尺多的绳子头。李南泉虽是十分明白这点意思，可是还不能直率地先说破，只是笑着向她点头。袁小姐道：“李伯伯，我父亲说，送你一包茶叶泡茶喝。这是我们家乡带来了。”李南泉望了那半条七寸长的干鱼，笑道：“这也是送我的？”这小姑娘有十三四岁了，她也觉得这不大像样子，脸上先红着，然后笑道：“人家送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半条。我爸爸说……”她已经完成了家中教给她的那些话了，将两样东西，扔在桌上，扭转身就向屋子外面跑走了。

李南泉看了看桌上的礼物，又对走去的袁小姐后影看了看，叹口气道：“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说着话，把那草绳子解了开来，打开旧报纸包看时，里面长长短短的茶叶，还带着茶叶棍儿。茶叶品质怎样，那不必去研究它。只是那茶叶里面，还有不少的米粒。这和上次在他家喝的茶叶，那是一样的情形。抓着那茶叶，在鼻子尖上嗅嗅，还有很重的霉味。他淡笑着叹了口气，将那报纸包依然包好，把草绳子也束紧了，然后提了那绳子头，走到屋角山坡上，当甩流星似的，远远地向山沟丢了去，口里还大声叫道：“去你的罢。”他回到屋子里，见小桌上还有许多碎茶叶屑子，这就用点碎纸把这茶叶末子扫了下去。正当扫抹桌子的时候，却看到桌面上爬了黑壳虫子，茶叶里面生虫，这倒是第一次看到的。再仔细向桌面上看时，乃是那干鱼腮里爬出来的。拿起了那鱼，在桌上扑扑地连敲了几下，就从那腮里面陆续漏出几只虫子，而且爬的速度，比原来在桌子上的黑虫还要爬得快。他不加考虑，提了那鱼头上的草绳子，又向屋子外跑去，他照着茶叶包那个办法，把鱼头也丢到山沟里去。回家之后，向书桌面上嗅了两嗅，还有些盐臭味。他坐在竹椅上，抄了两手在胸前，向椅子背上靠着，眼望了桌面，连连地摇了几下头，叹了一口气。他呆定着，不免翻了眼睛，向窗子外看去，却见袁四维先生带着两个短裤赤膊的人，在对面山坡上，横量直量的，在地面四周比划着，而且他口里笑一阵子，大声叫一阵子，闹了个不休。最后他大声叫道：“我们都是为了抗战嘛！”

李南泉听到这话，心里有些奇怪。他这样建筑房子，与抗战有什么关系？这就不免站立起来，缓缓走出门去。那边袁先生说话，声音非常大。他打了哈哈道：“我们由下江来到四川，什么东西都给丢了，政府不是说了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虽没有钱帮助国家，可是我们出力的时候，一天也没有断。保甲上开会，哪一次我没有去演说？每逢一次前方胜利，我都要在茶馆子里坐两三个小时，买好几份报摆在茶馆里让人传观。第一区专员兼巴县县长，是我的好朋友，他看到我为国家这样的出力，希望我住在这村子里，作领导民众的工作。上次我到专员公署里去，专员亲自把我送到大门口来，和我握着手说：‘只要袁先生看的地方中意，无论是哪片地方，由袁先生随便划出来盖房子’。你们的父母官，都是这样的帮忙。你们作老百姓的，岂可对我们的事马马虎虎？下次你们是摊款抽壮丁的时候，要不要我到县政府去说话？”他越说越带劲，索性丢下了手上那根当软尺的草绳子，站在一方土堆上，当上了人行路上的演说家。原来这条路上，陆续有些下市回家的农人。听到他一再提专员和县长，都觉得这是惊人之举。乡下人对于县长的印象最深，他口口声声提到县长，想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大家都站住了脚听下去。袁先生说话的对象，原是站在面前的两位瓦木匠。木匠姓李，还是地方上一个甲长。他包工作国难房子有一百多所，狠赚了几个钱，这时，上身赤膊，手臂上搭了一件蓝布衬衫，下身穿条青布短裤子，赤脚穿了双麻绳沿边的草鞋，腰上还束着一根紫色皮带呢。

他脸上带了七八分的酒意，面皮红红的，手上拿了一支长烟袋，呆呆地听袁四维先生说话。那瓦匠姓汪，是个五十以上的老头子，黄脸上，留着几根老鼠胡子。他穿了一件似背心非背心的灰白短褂子，两只手膀子，像摩登女子似的，全露在外面。那褂子的下摆，遮着肚脐，还破了几个大眼。虽是这样的热天，他腰上还裹着白布条子，上面挂着短旱烟袋，烟荷包，还有一条毛巾。他对于这条毛巾，特别感到光荣，这是犒劳抗属的礼品。因为他三个儿子，倒有两个出去当兵，大门口还有一块市政府送的木牌子，上写着“为国尽忠”四个字。他觉得这实在是可以站在人前说话的一个凭证。不过那木牌子是不能背在身上到处走的。所以他想起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这块毛巾塞在腰带上，当了荣誉勋章。这时袁四维对着他教训了一顿，汪瓦匠有点不服气。他想，你出力，我出的力比你还多呢。不过袁先生再三提到县长，又说县长亲自送他出大门，还和他握手，这是和县长最亲密的表示。而且他又明说了，以后抽壮丁摊款的事，他可以和县长去说话。县长的滋味，那是领教良多的，将来真有许多找县长的事，那还是以不得罪他为宜。于是在腰带上把那支短短的旱烟袋取了下来，放在嘴角里，叭吸了几下，仰起他的黄蜡面孔，向袁先生瞪了两只圆眼睛。李木匠知道汪瓦匠是个抗属，真到官场上去，那是有三分面子的，就扭转身子作个要走的样子，将长旱烟袋，敲了他一下腿。淡淡地道：“老板，你去和他说嘛，让他先付几成款子嘛。没得钱，说啥子空话？盖七层楼我也会搞个计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