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研究庄子文章的大成者宣颖、刘凤苞的逍遥游观与林云铭差不多，或以大为逍遥，或肯定大鹏的逍遥游。如宣颖在《南华经解逍遥游》中是这样阐发鹏飞南冥一节文字的：“看此一节，大鹏之所以横绝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乘长风而薄霄汉，扩云雾而煽太清，斯其超忽，岂复恒境也哉！以上大鹏之逍遥游。”宣颖这里所阐发出的大鹏，不觉让人想起李白描绘的大鹏的形象，真让人叹为观止。刘凤苞在《南华雪心编》中也表达了以“大”为逍遥游的思想。他在《逍遥游》篇总论中说：“起手特揭出一‘大’字，乃是通篇眼目。大则能化，鲲化为鹏，引起至人、神人、圣人，皆具大知本领，变化无穷，至大瓠、大树，几于大而无用，而能以无用为有用，游行自适，又安往而不见逍遥哉！”如上所述，以“大”为逍遥游的观点，正反映了清代一些学者对《逍遥游》主旨的独特理解，但与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是有一定差距的。

其实，执“大”以为逍遥、盛赞大鹏形象的观点由来以久。我们知道，庄子塑造大鹏形象在于说明鲲鹏与蜩鸠一样，都因其“有所待”而未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但二者形象的强烈对比，却使后人违背了庄子的初衷，仅看到了大鹏形象中的美学意义、哲学意义和人格意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折服，借其形象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自己的济世之志、爱国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人李白，似乎在读到庄子大鹏的一刹那，他自己也变成了大鹏，于是将其豪放不羁的个性，“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和壮志难酬的抱负融为一体，塑造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生动、更具体、更完美的形象，这就是他在《大鹏赋》中所塑造的大鹏：“赫乎宇宙，冯陵乎昆仑……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大鹏振翅，横空出世，惊天动地。李白以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和发展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形象，这在大鹏形象的发展史上可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又在《上李邕》诗中再次运用这一形象以自比，“大鹏一日同风气，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使到了临终之际，犹作《临路歌》云：“大鹏飞兮震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可见，这里又把庄子所描绘的大鹏阐释成了一个气势磅礴而又苍凉悲壮的大鹏形象。

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创作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词，其中写道：“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毛泽东同志把伟大的祖国比作大鹏，把祖国的前程比作大鹏之展翅南飞，意境宏伟，气象开阔，使大鹏的形象焕然一新，放射出时代的光芒。他笔下的大鹏形象虽然与庄子的本旨不同，m但他反其意而用之，执“大”字刻划出的鲲鹏形象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深喜爱。

李泽厚、刘纪纲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谈到大鹏之美时说：“《庄子》全书中，充满着对无限之美的赞颂。那被庄子极为生动地描绘出来的其背‘不知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之美……是庄子所赞颂的‘大美’。”即认为庄子借“大鹏”的形象表达了他的“大美”思想。这里应当指出，他们所编的《中国美学史》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却把庄子笔下的大鹏理解为“大美”，似乎是与庄子的本意不相一致的。

纵观庄子逍遥义的历史演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释，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较接近庄子的本意，有的则相差较远。西晋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完全是对庄子思想的改造，与庄子的逍遥游思想相差甚远。东晋支遁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色色而不滞于色”的理论，虽是以佛解庄，但能归结到“有待”、“无待”上，对庄子逍遥义理解得较准确。宋代人王雱虽然运用了易学象数派理论，但不完全拘于阴阳之说，受到郭象影响却又超越郭象，最终归结到《逍遥游》篇万物皆“有所待”的主旨上，也是比较接近庄子本真思想的。吕惠卿、陈详道、林自、陈景元、赵以夫、褚伯秀等人则完全拘于阴阳之说，明显偏离了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宋末林希逸对宋代学者以易学象数派理论阐释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做法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他们拘于阴阳之说的弊病，使庄子的逍遥义基本上得以复归于正，但他自己的阐释却又不免表现出了儒、佛化倾向。其后，罗勉道执“化”字以循义，从另一角度对庄子逍遥义进行了阐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受到了郭象思想观点的一些影响。清代林云铭等以“大”为逍遥，他们的这一阐释虽然自有独到之处，但其以大鹏为逍遥游的观点则是与庄子思想相背离的。现当代人则从大鹏本身的美学意义作了发挥，以大为美，赋予其时代新义，但这大多只是对庄子本真思想的反其意而用之，而并不是真的想要寻找到庄子的本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