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代对庄子的逍遥义没有新的发挥。宋代人在继王弼以《庄子》研治儒家经典《周易》卦象之后，并受理学影响，则开拓了以《周易》阐释《庄子》，运用易学象数派理论来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道路。据《道藏》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所收录的宋代学者阐释《逍遥游》篇的文字资料可知，其中除林希逸一人外，其余的都是以易学象数派理论来阐释庄子逍遥义的。他们认为，《周易》的本体论是“太极”和“阴阳”，阴阳交感产生万物，六、九之数代表阴、阳二爻，阳数前进止于九，阴数后退止于六，整个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就是由阳极到阴、阴极到阳这一进退变化引起的。

较早运用这一理论的是王安石之子王雱，他在《南华真经新传逍遥游》中说：“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气之累，惟至人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至于鲲、鹏，潜则在于北，飞则徙于南，上以九万，息以六月，蜩、鸴则飞不过榆枋，而不至则控于地，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则造化之所制，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岂得谓之逍遥乎！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为知庄子之言逍遥之趣也。”王雱对郭象的“足性逍遥说”予以了坚决的否定，认为这只是“知物之外守，而未为知庄子之言逍遥之趣也。m”在他看来，“道”是无方无物的绝对虚无，只有至人能够与之冥合，所以他无我、无心而不物于物，从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而鲲、鹏潜则必有赖于北冥，飞则必迁徙于南冥，高升必凭九万里之上，休息必待六个月之后；蜩、鸴之飞，远则不过榆枋，时或不至，落于地而已，此皆为造化所制，阴阳所拘，非所以为逍遥也。显然，王雱基本上是运用易学象数派的理论来阐释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但他又没有完全拘于易学象数派的理论，而是最终归结到了《逍遥游》篇关于万物皆“有所待”的主旨之上，这不但有力地纠正了郭象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错误理解，而且还标志着在继东晋支遁以佛教即色空义哲学阐释《逍遥游》篇后，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阐释又有了新的进展。

吕惠卿、陈详道、林自、陈景元、赵以夫、褚伯秀等进一步拓展了以《周易》阐释庄子的道路，并完全运用易学象数派理论来发挥庄子的逍遥义。如吕惠卿在阐释《逍遥游》篇鲲鹏变化的寓言时说：“通天下一气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如环之无端，万物随之以消息盈虚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鲲化为南冥之鹏，由阴而入阳也。阴阳之极，皆冥于天而已。‘三千’、‘九万’皆数之奇，‘六月’则子与巳、午与亥之相距也。言鹏之数奇而去以六月息，则鲲之数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林自也说：“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则阴阳之所出入也。庄子以鲲鹏明阴阳变化，故以北冥为始。鲲阴物也，鹏阳物也……鲲之初化为鹏，虽曰阳类而未离幽眇，故不知几千里。次言三千里，数之未遂也；终言九万里，动必有极也。盖有体之物，虽至远至大，亦不逃乎阴阳之数，故动则九，止则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归于阴，阴阳迭运，相为无穷，而不可致诘者也。”说明他们都认为，鲲化为鹏，飞到九万里，而以六月息，正合于阳数前进止于九、阴数后退止于六的阴阳变化规律，所以它们是逍遥的。由此说明，吕惠卿、林自等人以易学象数派理论来阐释庄子逍遥义，最终并没有归结到庄子关于万物皆“有所待”的思想上，所以虽也解释了《逍遥游》篇中的一些问题，但他们毕竟因拘于阴阳之说，生搬硬套，而明显偏离了庄子逍遥游思想的本意。

正由于宋代学者以易学象数派理论阐释庄子逍遥义往往显得有些牵强附会，所以到宋末就有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如林希逸在《庄子口义逍遥游》中说：“或以阴阳论之，皆是强生节目。鸟之飞也必以气，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运者，海动也。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其水涌沸自海底而起，声闻数里。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抟，飞翔也；扶摇，风势也。‘三千’、‘九万’，即形容其高远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鸟之往来必歇住半年方可动也。……鹏在天上，去地下九万里，风自溪谷而起，而后蓬蓬然周遍四海。鹏既在上，则此风在下。培，厚也。九万里之风乃可谓之厚风，如此厚风，方能负载鹏翼。”九万里是极言风之厚，去以六月息者是说大鹏往来必休息半年方可动，凡此都在说明鹏鸟有所待的道理，哪里可以阴阳之说来解说呢？林希逸还由物及人，进一步阐释说：“列子之行也御风，此虽免乎行矣，而非风则不可，故曰‘犹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以游于无物之始，而无所穷止，若此则无所待矣。”由此说明，林希逸总能围绕着“有所待”、“无所待”这一对重要哲学概念来阐释庄子逍遥游思想，从而有利地纠正了宋代绝大多数治庄者在阐释《逍遥游》篇主题思想上存在着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