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以《逍遥游》名，而终篇贯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鲲、鹏、蜩、鸠、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飞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为逍遥游有优劣。第三段，言人能因无用而化为有用，则亦可以逍遥游。夫天之所赋，各有定分，岂可强同蜩、鸠、斥鴳与鲲鹏哉！而人则无智、愚、贤、不肖，皆可以阶大道，然亦有自视若蜩、鸠、斥鴳者焉。故于篇终晓之曰：人虽如呺然难举之瓠、拥肿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资质用之，随事而化，岂失其为逍遥游哉！

无可否认，罗勉道把“化之大者”、“化之小者”区分为优等的逍遥游与劣等的逍遥游，并对劣等的逍遥游表示出了极端鄙视的态度，但却仍承认这种劣等的逍遥游也不失为逍遥游之一种，这说明他的逍遥游思想不免受到了向秀、郭象思想的影响。然而，罗勉道对劣等的逍遥游毕竟是采取极端鄙视和基本否定态度的，而对于大鹏的优等逍遥游，也比向秀、郭象更明确地指出了其“有所待”的性质。如他说：“鹏之所以必飞上九万里者，要藉风力之大，方能远徙。……鹏惟培得此风，方可图南。”说明在罗勉道看来，大鹏的逍遥游虽说大致可看成是与至人、神人、圣人的“无不化”的逍遥游属于同一层次上的逍遥游，但在实际上仍存在着一定差距。由此可见，罗勉道的逍遥游思想又已明显地超越了向秀、郭象的思想观点。而且，他依循“化”字来阐释庄子逍遥义，这对于两宋人阐释逍遥义大多拘泥于易学象数派理论的学术思潮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其意义则更是不可低估的。

四

明清人对庄子的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宋代人儒道结合的观点，但不少人的侧重点却转向了对庄子文章的研究。在逍遥义的阐释上，以清初人林云铭为代表，提出了以“大”为逍遥游的观点。如他在《庄子因逍遥游》开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下说：“总点出‘大’，‘大’字是一篇之纲。”很明显，林云铭认为《逍遥游》篇是围绕“大”字来展开的，所以他极力称赞大鹏说：“盖其任意逍遥，一去一息，动经半年，则其为大年可知。三千里言其远，九万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见其一大则无不大之意……故鹏之徙，水击三千里，风搏九万里，一去动经六月，自然无碍。”林云铭认为，鹏因其一大而无不大，故必击水三千，风搏九万，动经六月，自然无碍，便任意逍遥。他并在篇末总结说：“然欲此中游行自在，必先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始不为心所拘，不为世所累，居心应世无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游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鹏为喻，意以鹏之图南，其为程远矣，必资以九万里之风而迟以六月之息，盖以鹏本大，非培风不能举，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林去铭认为，大鹏代表的是海阔天空，不为心所拘，不为世所累的形象，则庄子塑造这一形象，不外就是欲以鹏之大，飞之奇，来引发人们进入逍遥徜徉，游行自在之境。与此相反，林氏极力贬斥蜩、鸠，认为：“蜩，小蝉；鸴鸠，学飞之小鸠也。笑人则是此辈，若鹏必不轻易笑人。”这里连用两个“小”字与鹏之“一大而无不大”作对比，说明蜩、鸠之辈心存固陋，心胸狭窄，哪能与大鹏相比呢？在论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等语时，林氏又说，“以小年仅成其为小知”，“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与二虫之见无异，所以可悲。”说明在林云铭看来，与“小”连在一起的都是丑陋的，可悲的。由物及人，他说“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是“莫不自以为至”，此乃“人中之最小者”；宋荣子“重内而轻外，自知有真荣真辱”，但“不能自树立于世外，亦未大也”；列子御风而行“超出于内外之分，荣辱之境，能自树立于世外矣”但“必待风而御之，非大之至也。”林云铭认为，前者无异于蜩、鸠之辈，是人中之最小者；宋荣子胜过前者，但以未树且未大，故不逍遥；列子又胜过宋荣子，但必待风而行，非大之至，未能达到大鹏逍遥游之境。林云铭在阐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等句时表达了自己理想的逍遥游：“此是极大身份，极高境界，极远程途，极久阅历，用不得一毫帮衬，原无所待而成，此逍遥游本旨也。”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他则分别解释为“无待于己之所有”、“无待于功之所及”、“无待于名之所归”，认为只有“无所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方可为大，才能达到大鹏逍遥游之境，方为《逍遥游》全篇之本旨。

林云铭执“大”以为逍遥游，这种逍遥游似乎又可分为两种，即列子“有所待”的低级的逍遥游，和至人、神人、圣人的“无所待”的高级逍遥游，后者与大鹏是同一层次的逍遥游，是逍遥游的至高境界。但实际上大鹏因“有所待”的性质，与至人的逍遥游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林云铭虽能把逍遥游归结到“有待”、“无待”上，但他的这一建立在“大”的基础上的逍遥游思想，却仍是与庄子“无所待”的逍遥游思想有所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