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郭象所追求的是对现实的一种精神性超越，是精神的绝对自由。而郭象则完全是用玄学思想来阐释庄子逍遥游义的，认为不管有待无待，只要所待不失，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便都不失为逍遥游，说明他的阐释目的就是要将庄子非人间的逍遥游之境拉回到现实，让人们安身立命，自适其乐。

二

东晋时期佛教般若空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人们对它的教义还是感到比较生疏，于是佛学家们便以人们熟悉的老庄说来疏解，即所谓的“格义”、“连类”之法。在这一过程中，《老子》、《庄子》也得到了阐释，其中影响较大的当为即色派代表人物支遁。据有关材料来看，支遁对《逍遥游》一篇的解说最为名士折服。慧皎《高僧传支遁传》说，支遁曾在余杭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游》，不同意郭象“适性以为逍遥”的说法，认为按照郭的观点，一切坏人只要满足他们的凶残本性，也都得到逍遥了：“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支氏《逍遥论》云：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鴳。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遥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支遁认为，“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鹏因躯体庞大，非海运不能举其翼，非扶摇不能托其身，非到九万里高不能往南飞，非到南冥不能休息，所以它是很不舒适的，哪里有什么逍遥可言呢？“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意思是说，与鹏为外物所累不同，鴳自己不能远飞而嘲笑大鹏飞得那么远，这是有骄傲自满的情绪，是为内心所累，因此也同样不能得到逍遥。支遁还指出：“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这就是说，所谓足性、适性逍遥，只不过是追求一种低级的形躯上的欲望满足，而这种欲望实际上又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因为当其所足之时，似乎已经得到天真快乐，但哪里知道这好比饥者一饱、渴者一盈之时，并不能忘掉糗粮和美酒呢！所以所谓的足性、适性逍遥，远不是一种逍遥至足的境界。

那么，何谓逍遥至足的境界？支遁说：“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这就是庄子在《逍遥游》篇中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逍遥游。在支遁看来，要达到这种“无所待”而“遥然不我得”、“逍遥靡不适”的逍遥境界，首先必须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脱，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为一切外物所负累，从而呈现为“至人”一般的冲虚明净的心理状态。所以他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所谓“至人之心”，就是至人在精神方面无有执滞，感通无方，既凝寂虚静又应变无穷，所以它可以感通于万物，随万物而变化，物物而不物于物，色色而不滞于色。“至人”能够妙悟性空，不物于物，不滞于色，“此所以为逍遥也”。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支遁是运用佛教即色空义的哲学来阐释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他的这一逍遥论，是对向秀、郭象思想中“得其所待，然后逍遥”一层意思的坚决否定和批判，而把他们思想中关于“无待”而逍遥的一层意思加以肯定和提升，使之成为呈现“至人”之心的超拔境界，从而接近了庄子的逍遥本义。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逮江左群谈，唯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说明经过向秀、郭象等玄学家的努力，玄学几乎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尤其在发挥庄子逍遥游思想方面，“诸名贤”皆“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就在这时，支遁引佛教般若空学来阐释《庄子逍遥游》，“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