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论》和《齐论》在汉代都各有师承，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yǔ]治《鲁论》，后又讲习《齐论》，故依《鲁论》篇目次序，将两个本子合而为一，号为《张侯论》。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地位隆宠，因此，他编定的本子就为当时的士人所尊奉，东汉灵帝时勒经上石，〈论语〉就是用〈张侯论〉。《古论》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后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安国注是何晏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是王肃伪造。流传至今的《论语》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由于《论语》成于多人之手，成书的时间跨度也较大，全书的语言风格不完全一致，记事记言的体例也多有差异，有的地方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冲突。后世有的学者据此颇怀疑其可靠性，轻者认为其中掺入他人的学说，特别是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等，甚者认为经过某些人们的有意改纂。怀疑《论语》最力的学者是清代的著名学者崔述，他在《洙泗考信录》、《余录》及《论语余说》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尽管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论语》仍然是认识、研究孔子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崔述的怀疑有的地方是过甚其辞的。本书编者认为，以《论语》中反映出来的孔子思想上的冲突以及某些观念上的矛盾（如孔子对“仁”的看法等）来判断其真伪，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注意到伟大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忽视了它的实践品格。《论语》文本在可靠性上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并不能从总体上颠覆它与孔子的关系。

历代为《论语》作注的人非常多，可谓不胜枚举，在此择其在《论语》注疏史上最为重要的数种作一简要介绍。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是初学者的必读书，自那时起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和《古论》，为《论语》作注，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注本。郑玄注尚残存有唐代的写本，其他汉人旧注原书则多已亡佚，一些注文则被三国时魏国的何晏采录到《论语集解》中，得以保存下来。何晏的《论语集解》出来后，一直至宋朱熹的《集注》之前，称得上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注本。其间，梁代的皇侃和北宋的邢昺又分别为它作过疏，清代的十三经注疏中，《论语》就用何晏集解和邢昺疏。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并分别为之作“集注”，其中的《论语集注》是何晏《集解》后的又一重要《论语》注本，尤其是它是明清科举考试所必须依据的本子，所以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注本。清代考据学兴起，学者多不满宋人空谈义理，因此刘宝楠采用考据学的方法，遍引载籍，折衷旧注，撰成《论语正义》（刘宝楠因病未能完成，由其子刘恭冕续成），代表了清代汉学在《论语》领域里的最高成就。

今人注释《论语》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各种注本层出不穷，且为适合现代读者的需要，多加上现代语体文的翻译，因其数量至多，故略过不作特别介绍。

四

如上所述，《论语》旧注本之多，解释之歧异，它书罕能与之相匹。今人又有各种现代语体文的注译本不断问世，且加之以各种阐释，愈见纷繁。为适应本书在大学课堂上讲读经典文本的需要，本编采用了集几种重要的旧注为主，间之以少量今人之解释为辅的方法，编者自己只极少地对个别的注释表示过看法，也尽量少用现代语体文解释字义。这有如下几种考虑：

首先，旧注远则为汉代经师旧说，如马融、郑玄、包咸等，有相对确定的学术承传之迹；近则为清人集前代之大成的学术成果，立足于严谨的训诂、名物考证来探求文义。今人的语体文译注大都以这些旧说为本，不过易之以白话而已。采用旧的注文，意在不掩古人开拓之功，使读之者知其源流承变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