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是如此深邃和富于洞见，以致要全面、准确地介绍这样一位先知的思想，不但远非一篇简短的导读做不到，而且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两部著作所能完成。事实上，孔子身后的历史有多长，对其思想的理解、研究就会有多长。因此，本文并不打算系统地介绍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一方面，相关的介绍文字，乃至专门的论著，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编者认为，无论是概论性的介绍，还是体系性的论述，都不能替代直接面对经典的阅读与聆听。概括、提炼；分析、综合，固有其可取处，也是学院学术的必要手段与保证，但对于这样的经典而言，仅有此却是不够的。要真正领会其思想活力，需要直接面对经典本身，要从《论语》的字里行间去发现。

这里只简要介绍孔子身后所获评价与地位的变迁史，希望从这一特定角度来凸显今天阅读《论语》的某些重要意义，以及编者所认为的在阅读过程中值得留意的某些方面。还在孔子生前，就有人说上天将以他为木铎，意思是说让孔子来教化人民（《论语八佾第三》“仪封人请见”章），或者称他为“圣者”（《论语子罕第九》“太宰问于子贡”章）。尽管孔子自己多次否认这一点，这一极高的评价在他身后却很快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论语子张第十九》里记载了弟子们是如何推崇、捍卫自己老师地位的。战国时期流传着孔子是“素王”的说法，士人们认为孔子之德堪任大位，只因不逢其时而未果，因此只能以教授门徒的方式来教化天下，其功绩堪与在位之君王相媲美，故称“素王”。这种看法直接促成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爵活动，他先后被封为“文宣公”、“文宣王”，并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对他的尊崇，还自然地延伸到他的后人身上，孔氏后人世代受封，由“褒圣侯”进为“衍圣公”，虽历经王朝更替而不绝，直至近代革命时止。毫无疑问，对孔子的尊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其思想学说与人格魅力的真正认可，对孔子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孟子曾经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刘勰称孔子“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心雕龙原道》）。这是对孔子所作贡献的极为形象而深刻的评价。

孔子被视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的思想很快就由弟子们传播开去而成为当时的显学，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导思想。尤其是经过中唐以后迄于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儒学以程朱理学的新貌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尤为深著。到了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孔子先是以“托古改制”的面貌，被康有为抬出来为他的变法主张寻找合法依据；变法失败后，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前十年中，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的评价，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而最终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面力量受到批判和攻击。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失去了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文革”中，原本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的孔子再次为政治斗争所利用，以一个“复辟”的“孔老二”的形象出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历史上，孔子的思想先后影响到东亚周边地区如朝鲜、日本和越南，被这些国家长期遵奉。十七世纪初，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在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过程中，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向欧洲传播。随着欧洲社会的历史变迁，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所得到的评价也不断地出现变化。举例来说，据研究，法国大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人曾赞扬过孔子的学说，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曾经有过最幸福的并最值得人们信赖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他（孔子）的法则的时期”（见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第314页）。而在不久之后，随着欧洲对传统中国君主政治体制的逐渐了解，孔子及其学说便被视为造成君主专制体制的思想根源而受到强烈批评。在当代西方，包括孔子与宋明理学在内的整个儒家学说对现代社会有积极作用抑或阻碍作用，不但是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学术话题，还同时是一个现实的政治话题。这一“国际大气候”反过来推动了中国国内对儒学的重新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统”被几经打扮，目前似正借着国际潮流而渐受欢迎。

这里对孔子身后的哀荣所作的介绍，是极为简略而粗疏的，主旨不在评说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看法何优何劣，而是试图从这些不同看法中寻找认识孔子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以及当代社会里正在发生的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尊崇或贬毁，也与孔子本人的学说一道，都是认识孔子时需要去面对的，是这一认识活动的组成部分。要准确认识这一切，就必须回到孔子本身。前贤虽已远去，后来者无缘亲承謦欬，不过幸好有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一鳞半爪，足供我们去细细体会。不囿于后来的成说，把孔子当作一个在场的、思想着、行动着的人，从他的音容笑貌、神情口吻和动静举止中，捕捉思想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