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之所以能够“霸业显彰”，管仲的治国之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管晏列传》中这样评价管仲的政绩：“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举了一些本篇其实亦有记叙的例子：“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这一系列的“因”还是“因循”之一种：顺应时势，因势利导。

“伯禽报政”见于下一篇的《鲁周公世家》：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把这段描述与《齐太公世家》所说的“因其俗，简其礼”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太公的治国之术是非常称赏的，而所谓“因其俗”，不也正是“因循”之一种吗？——强调的是对当地民性民情的顺应。

《齐太公世家》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此段描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非人情”，按管仲的逻辑，不就是说不近人情就不可能顺应人情，不顺应人情就不能为相治理国家吗？这是以反面教材强调“因循”。而《太史公自序》中云：“（礼）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礼书》中强调：“缘人情而作礼，依人性而制仪”，则又是从正面强调“因循”。无论正面反面，都是强调对人情人性的顺应。

（2）儒学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制礼作乐。并不能说司马迁对道德伦理不重视，在《与挚竣书》中，他引用了儒家“三不朽”的说法：“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把“立德”放在“立功”之前。他在为人物立传时也贯彻着这一原则：对周文王的评价高于周武王，因为周文王行仁政、修礼乐是“立德”，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朝政权则是“立功”（《周本纪》）；对汉文帝的评价高于汉高祖，因为“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孝文本纪》）。司马迁把周王朝视为“仁政”、“王道”的代表，但是对“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却又非常赞赏，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伯夷叔齐虽然只是隐士，说不上有什么具体的事功，可是他们坚守节操，反对“以暴易暴”，在司马迁看来这是一种“立德”，不妨予以很高的评价。

但是，司马迁又不像正统儒者那样片面强调“道德至上”，对事功同样的十分看重。有西方汉学家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模式主要有两种：“秦始皇式”与“孔子式”。秦始皇式的政治强调富国强兵、重视法制，此种政治的弊端是常常以严刑峻法、发动战争的方式实行暴政与侵略扩张。孔子式的政治则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强调仁政、德治，从政治理想来看是很好的，然而这样的政治亦有弊端：把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看作是“道”，把富国强兵看作是“术”，对于“术”非常轻视，甚至有着严重的偏见，常常把发展经济看作是“与民争利”，把发展军事力量看作是“霸道”而非“王道”来予以贬斥。这样的政治模式还会犯一个美丽的错误：强调“君子” 万能。正统儒者的政论中“君子”、“小人”的字眼层出不穷，强调自已政见正确时总是以“君子” 自居，反对政敌时总是把对方称为“小人”，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偏见：只要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这样的人就会被视为“君子”，这样一个“君子”就一定能治理好天下，他是否有富国强兵之术无关紧要。这样的政治观念不能不说是幼稚的。司马迁则突破了这种局限，例如在这篇《齐太公世家》里，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文王的修德，一方面也肯定了吕尚的“阴谋”——如前所述，这里的“阴谋”不是贬义，而是兵法、是政治策略，是富国强兵之术，是“立功”。后代正统儒者由于片面强调“道德至上”而否定这样的“立功”，把它看作是“诡谲”、 “变诈之谋”、“苟简之说”，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3）《史记》所运用的“迭见法”值得注意，例如在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世家”中经常出现某年某月某国如何如何，这些事件还“迭见”于别篇之中，虽是重复却不是无谓的重复，而是表明这些事件乃是历史变迁中的重大事件（如此篇的“齐桓公始霸”便迭见于《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