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德非倾人之事，岂阴谋上所能为？信如此，则古之为德，乃后之所以为暴也。迁并言之，未可与论知德也。

“客寝甚安，殆非就国”，此后世鄙语，而迁以施之周公，师尚父之间，是世无复有圣贤，何取于论载也！

迁言“曹沫以匕首劫齐桓公”，“遂与沫三败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见。按《左氏》，鲁庄公九年纳纠，败于干时，几获；十年有长勺之胜，刿实主之，齐犹未已，与宋次乘丘，公子偃败宋师于乘丘；十三年北杏之会，齐将称霸，其冬鲁乃会盟于柯。是鲁国三战而再胜，未尝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刿复谏观社，详其前后词语，岂操匕首于坫坛之间者也耶？意当时处士谓刿自乡人拔起有功业，宗主之，不以为德而以为刺，习俗之陋，何独后世，可哀也已！

“齐顷公欲尊王晋景公”，迁以数百年后事开迹数百年前，此等语皆不暇审也。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九

《齐世家》：周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石林叶氏曰：“其说盖出《六韬》。夫太公贤者也，其所用王术也，其所事圣人也，则出处必有义，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于文王为忤合，而孙武谓之用间，且以尝为文，武将兵，故尚权多并缘自见。”说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三后协心而后道洽，在常情必以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诚后道洽，在常情必以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诚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又曰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此特战国变诈之谋，后世苟简之说，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迁不能辨其是非，又从而笔之于书，使后人怀欲得之心，务速成之功者，借此以为口实，其害岂小哉？”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

正道之不明，自战国之急于功利者滑之，而汉儒不能明，后世不能讨也。太公，亚圣之大贤也，其仕于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贤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为渔，隐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阳，载与俱归，爰立为师。且以为西伯昌囚于羑里，尚隐此泉，其臣闳夭、散宜生、南宫括者相与学讼于公，四子于是见西伯于羑里、而复相与求美女、文马、白狐、奇物以献纣，而脱其囚，归而与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为人果如是也耶？其出处之际必有义，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谲诡为倾人之举哉！

————罗泌《路史发挥》卷二

太史公诸世家叙诸侯事，而王室始乱、伯主代兴，皆谨书之。如厉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庄之立、卒，与申生之杀，及敌国相灭各国，臣子之弑其君，皆三致意焉。而于孔子之生卒及相鲁尤详，至书鲁隐公初立者，以为作《春秋》地也，此等义例皆不愧良史。

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质子纠而事之，襄公既弑，则惟恐子纠之不得立也，而其为子纠谋则亦有未善焉。春秋时列国亡公子之在外而终得反国自立者，外必有强国主之，内必有强臣应之，然后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即奉子纠奔鲁。夫鲁，相忍之国也岂可恃哉？彼莒卫为小白外主，髙国为小白内主，莒卫合则足以敌鲁，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敌髙国也。管子盍求大国如秦晋者而请命焉？而阴结其大夫之足以制髙国者以为腹心，然后求入，如不得入，亟为逃死之计可也。乃竟贸贸然出于于然入，侥幸于射钩之一中，而懈不复备，遂使子纠生窦之杀如屠豕然，岂不惜哉！……髙国谋之于内，小白攻之于外，事犹未可知也，况不得入乎？有如秦晋主子纠于外，则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义胁邻国，使杀其兄弟而束缚其臣以归于已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为子纠谋则未善也。

————黄淳耀《史记评论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