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体会这段话的深刻内涵，要抓住两个关键词：“虚无”、“因循”。

先看“虚无”。司马谈其实已经谈得很清楚：“虚无”是“无为”。 众所周知，“无为”是道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可是，这一范畴又常常遭人误解。“无为”不是消极的不去作为。《庄子骈拇》云：“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为什么呢？因为“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续”和“断”是“有为”，可是，这是违背物之本性、违背客观规律的“有为”，与其要这样的“有为”，还不如要“无为”。同样的，治理国家时，“无为”就是指不要做违背人性、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

“无为”还指不要做那些被“大盗”所利用的事情。《庄子胠箧》打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比方：“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此世俗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儒家倡仁义、兴礼乐、行王道，把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一旦“窃国”之“大盗”来了（道家最为痛恨的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其不恰恰帮助了“大盗”的统治？儒家的“仁义”、“礼乐”岂不正为“大盗”所利用？

司马谈对后一种“无为”似乎未曾论及，司马迁则有相应论述。《秦本纪》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

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儒家的“仁义礼乐”、“诗书法度”为“窃国”的“大盗”们所利用，成为诛杀对方的口实，所以才会出现“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的局面，而戎夷“不知所以治”则不能为大盗所利用，这不正是第二种“无为”吗？

“虚无”又指“无成执，无常形”，即无固定、无永恒。从治国之术的角度来讲，就是指没有固定、永恒的行为规范（包括方针、政策、法律、伦理、规章、制度等）。从上述“虚无”的内涵可以看出：“虚无”不是空幻，不是零，而是灵活、弹性、开放，它不作任何固定的硬性规定，然而恰恰可以作任何规定，这便是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无为而无不为”，也是司马谈所说的“有法无法”、“有度无度”。

再看“因循”。“因循”不是指守旧、沿袭。既然“无为”是指不要违背客观规律，不要做违背物之本性的事情（在治国之术的层面是指不要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换句话来说就是要顺应物性（在治国之术的层面是指依人性、顺人情），这是“因循”的一种内涵，司马谈其实已说得很明确——“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司马谈另外一句话又点出了“因循”的另一内涵——“有法无法，因时为业”，即顺应时势。

以上主要是是司马谈对“黄老之学”的阐发，司马迁对“黄老之学”又是怎样一种看法呢？

古人对《齐太公世家》颇有微词，主要集中在“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与“伯禽报政”两个方面，认为前者体现出司马迁不“知德”，后者体现出司马迁崇“速成之功”、“操切”。这其实是误解。 “阴谋”不是现在所说“阴谋诡计”之“阴谋”。道教有一著作名《阴符经》，甚至还有人说作者正是姜子牙。《阴符经》作者为谁暂且不必追究，需要注意的是：《阴符经》的“阴”乃是与“阳”相对的一个范畴，“阳”象征着刚健，“阴”则象征着柔顺。在此篇中，“阴谋”其实是“柔顺之谋”，强调的乃是对某些东西要顺应，而不是强硬地对抗或改变。

顺应什么呢？本篇中讲到，盟津之会，诸侯皆曰：“纣可伐也”，太公与武王却作《太誓》不伐，为什么？从上下文来看，史公的言下之意不是说时机尚未成熟吗？武王将伐纣，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众人皆惧，太公却力排众议，结果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与众人的这两次对比不正体现出太公能够洞察时势、顺应（因循）时势吗？同样的，姜太公听从店主人之劝告，火速赶到封地，从而有效地抵御了莱人的入侵，归根到底，还是把握时势、顺应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