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城里，我的医师仿佛突然想起一件事。“顺便问一句，”他说，“你感觉怎么样？”

“病情好多啦。”我回答说。

会诊大夫的情况不同。他不能肯定是否拿得到诊金，这就保证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或是最马虎的诊治。我的医师带我去看一位会诊大夫。他作了错误的猜测，居然给我精心诊治。我非常喜欢他。他让我做一些共济运动。

“你后脑疼不疼？”他问。我说不疼。

“闭上眼，”他吩咐说，“两脚并拢，使劲往后跳。”

我一向善于闭上眼往后跳，于是照办了。我的脑袋撞到浴室门沿上，因为那扇门开着，并且只有三英尺远。大夫感到十分抱歉。他忘了门是开着的。他走过去把它关上。

“现在你用右手食指碰你的鼻子。”他说。

“在哪儿？”我问。

“在你脸上。”他说。

“我说的是我的右手食指。”我解释说。

“哦，对不起。”他说。他重新打开浴室门，我从门缝里抽出手指。我出色地完成了指鼻试验后说：

“大夫，我不愿意向你隐瞒症状；我的后脑勺现在确实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感觉了。”

他不理会这个症状，却用一个最近流行的投币听音乐器上的耳机似的玩意儿来检查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成了民谣。

“现在，”他说，“你在屋子里绕着圈子象马一样快跑五分钟。”

我尽可能模仿一头落选后从麦迪逊广场公园里牵出来的佩尔切隆良种挽马。随后，大夫没有投入硬币就听我的胸口。

“我家族成员中没有害马鼻疽的，大夫。”我说。

会诊大夫举起食指，离我的鼻子有三英尺远。“瞧我的手指。”他命令道。

“你有没有试用过皮尔氏的——”我开口说；但他迅速地继续试验。

“现在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这样持续了将近三分钟。

他解释说，这是大脑活动试验。我觉得轻而易举。我从没有把他的手指错当作海湾。假如他换一种说法，比如说：“你装作无忧无虑的模样朝外而眺望——或者稍偏一些——把目光投向地平线的方向，也就是说，投向港湾水天相连的地方，”然后说，“现在不妨回首——或者说，撤回你的关注，把它加在我屹然竖立的指头上”——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敢担保，只有亨利詹姆斯才能顺利通过试验。

问了我有没有脊柱弯曲的舅公和脚脖子肿大的表兄弟后，两位大夫退到浴室，坐在澡盆边上进行诊断讨论。我吃了个苹果，先瞧瞧手指，再瞧瞧海湾外面。

两位大夫神情严肃地出来了。更糟的是：他们象墓碑一样，一言不发。他们开了一张饮食清单，我必须严格遵守。凡是我听说过可以吃的东西，清单上都有，除了蜗牛。事实上，我从没有吃过蜗牛，除非它赶上我，先咬我一口。

“你必须严格按照清单进食。”两位大夫说。

“假如我能吃到清单上十分之一的东西，再严格我也干。”我回说。

“其次，”两位大夫接着说，“户外空气和运动也很重要。这儿有一张处方，会对你大有帮助。”

于是我们各干各的，他们拿起帽子准备走了，我也告辞。

我到药剂师那儿，递过处方。

“这张方子配起来要二块八毛七一瓶，一英两装的瓶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