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我们有一个洋葱。”赫蒂一面刮土豆皮，一面说。

长沙发椅对面的墙上钉着一幅色彩鲜艳的广告画，画的是铁路公司的一条新轮渡，有了它，洛杉矶和纽约市之间的行车时间可以缩短八分之一分钟。

赫蒂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她偶一回头，只见她的客人正瞅着那幅被理想化了的轮渡乘风破浪图，眼泪簌簌直淌。

“唷，塞西莉亚，小妹妹，”赫蒂握着刀说，“那幅画难道有这么糟？我不是评论家，不过我认为它多少给这个房间添了一点儿生气。当然啦，绣像画家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毛病。你看不顺眼，我可以马上摘掉。我真想求求灶神给我们找个洋葱。”

但是瘦小的袖珍画画家伏在沙发椅上哭泣起来，她的鼻子顶着粗硬的沙发罩。这分明不是一幅粗劣的石印画触犯了艺术家气质的问题。

赫蒂明白。她早就承担了她的角色。我们试图描写一个人的某一品质时，我们的词汇有多么贫乏！等到我们描写抽象的事物时，我们简直无所适从。我们叙说的东西越接近自然，我们的理解就越深刻。我们不妨说得形象一些，有些人是“心胸”，有些人是“手”，有些人是“肌肉”，有些人是“脚”，有些人则是扛沉重负担的“背”。

赫蒂是“肩膀”。她的肩膀瘦削而结实；她活到这么大，人们总是把头靠在上面，不论是隐喻比方还是实际如此；他们把自己的烦恼全留在那里，或者留下一半儿。如果用解剖学的眼光来看生活（这种看法并不比任何别的看法差），她注定是要充当肩膀的。象她这么忠实可靠的锁骨到处都不多。

赫蒂只有三十三岁，每当年轻美丽的脑袋靠在她肩上寻求安慰时，她都不免感到一丝悲痛。不过她只要朝镜子瞧一眼，悲痛就能立即止住。因此，她朝煤气灶挨着的那面墙上起皱的旧镜子瞥了一眼，把已经煮滚的土豆牛肉燉锅底下的火苗捻低一些，走到长沙发椅前，捧起塞西莉亚的脑袋，搁在权充忏悔室的肩膀上。

“只管告诉我吧，亲爱的。”她说。“现在我知道让你伤心的不是艺术。你是在轮渡上遇见他的，是吗？说吧，塞西莉亚，小妹妹，告诉你的——你的赫蒂姑姑。”

但是青春和悲哀首先要舒发过剩的叹息和泪水，才能把浪漫史的扁舟漂送到欢愉海岛间的港湾、紧接着，忏悔者——是忏悔者还是值得赞美的圣火传播者？——贴着忏悔室栅栏似的筋腱，诉说了她那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火光的故事。

“那只是三天前的事。我从泽西城搭轮渡回来。艺术品商人施伦姆老先生告诉我说，纽瓦克一个富翁找人替他的女儿画一幅袖珍画像。我去他那儿接洽，并把我的部分作品带给他看。当我对他说一幅画的润笔是五十元时，他象鬣狗似地冲着我大笑。他说他买一幅比它大二十倍的蜡笔画也不过八块钱。

“我身边的钱只够买轮渡票回纽约。当时我觉得连一天都不想活了。我的心思一定流露在脸上，因为我看见他坐在对面的一排椅子上，老是瞅着我，仿佛了解我心思似的。他长得很漂亮，不过，最重要的是，他看上去很善良。当一个人感到厌倦、不幸、或绝望时，善良比什么都重要。

“我十分苦恼，再也抵挡不住，便站起来，慢慢走出轮渡船舱后门。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很快地翻过栏杆，跳进水里。哦，赫蒂，我的朋友，水真冷，真冷啊！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自己仍旧在瓦蓝布罗沙老地方，宁肯饿着肚子，盼望着，接着，我浑身麻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我觉得水里另外有个人挨着我，没让我沉下去。原来是他刚才跟着我，也跳进水里来救我。

“有人朝我们扔来一个白的、大的炸面饼圈似的东西，他让我把它套在腋窝下。轮渡打倒车回来，人们把我们拖上甲板。啊，赫蒂，我想跳水自杀实在是太可耻了；再说，我的头发全披了下来，湿漉漉的，真丢人。

“几个穿蓝制服的人跑了来；他把他的名片递给他们，我听到他对他们说，他看见我的手提包掉在栏杆外面的边上，我探身去拣，不小心落了水。这时，我想起报上说过，企图自杀的人要坐牢，同企图杀人的人关在一起，我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