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浇了花，又将胡乱堆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整整齐齐地叠放好，然后望了望茶炉，说：

“应该擦一下……”

他听了后，便用指头朝昏暗无光的铜壳上摸了一下，然后把手指拿到眼前，非常认真地观瞧起来。

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躺在床上之后，她回想起了这一天的事情，做梦似的又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把周围望了一遍。对她来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住在别人家里，但是，她却丝毫也没感到拘束。

她很关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举一动，感到有一种愿望，要尽自己最大可能来照顾他，使他在生活里感到亲切、温暖。尼古拉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可笑的举动，与常人不同之处，以及他浅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孩子般的聪明的神情，都使她倍受感动。

过了一会儿，她的思路转到了儿子身上，在她面前，又浮现了被新的声响所包裹着，被新的意义所鼓舞着的五月一日！这一天的痛苦，跟这一天本身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是特别的，——这种痛苦，并不是将人打昏的拳头，把人打得脑袋耷拉到地上，而是如同无数的针刺着心灵，从内心唤起无言的愤怒，叫人把压弯了的背脊勇敢地挺起来。

“全世界的孩子都起来！”她的耳轮中充斥着她所不熟悉的城市夜生活的声音，头脑中出现了这个念头。是一种疲惫无力的声响，从远方吹来，在庭园里把树叶弄得簌簌作响，爬进开着的窗子，又悄悄地在这间屋子里消失了。

第二天清早，她擦干净了茶炉，又烧开了水，轻手轻脚地拿出了碗碟杯盘，然后坐在厨房里等着尼古拉醒来。

先是听见了他的咳嗽声，过了片刻，尼古拉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按着喉咙，从门口进来了。

母亲回答了他的问候，将茶炉搬到房间里。于是，他开始洗漱，把水溅了一地，把肥皂、牙刷都掉在地上，不住地哗啦哗啦地把水撩到脸上。

喝茶的时候，尼古拉对母亲说：

“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的那件工作，真叫人心里很难受——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

他带着惭愧的微笑继续说：

“人们都饿坏了，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好像秋天的苍蝇一般地死掉。——我们什么都清楚，同时也知道这种不幸的原因，我们整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领着薪水。老实地说，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干。……”

“您是个大学生？”母亲问他。

“不，我是教师。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我最初是个教师，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书籍，所以坐了牢。出狱之后，当了书店的店员，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又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在那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

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已经听过多次，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

“今天我姐姐要来！”他说。

“已经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出来，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她给我的帮助很多。你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这是她的钢琴呢……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

我的只是些书……”

“她住在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住！”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母亲问。

“当然！”他说。

不多一会儿，他出门上班去了。

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这种工作”。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

正午时分，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

母亲开了门，把她让进屋。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