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安慰的口吻回答说，"听到那种责怪，您根本不必生气，而且应该引以为荣。旁人责怪您，也不过表明对您重视，看到您为祖国文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于是就希望什么事最后都要归您做了。"

歌德回答说，"我不愿把自己想到的话说出来。那些责怪我的话里所含的恶意，比你所能想象到的要多。我觉得这是使人们多年来迫害我和中伤我的那种旧仇恨的新形式。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你认识我已多年了，总该认识到这些话有多大价值。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这方面所受的痛苦，请读一读我的《讽刺诗集》（这部讽刺短诗是歌德对他的批评者的回击。），你就会从我的回击中看出人们时常在设法使我伤心。

"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就是这样，我的好朋友，你不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我也不能替自己埋怨，旁的作家们的遭遇也并不比我好，有些人还比我更糟。在英国和法国，情况也和我们德国一样。莫里哀什么冤屈没有受过。卢梭和伏尔泰什么冤屈没有受过!拜伦叫流言蜚语中伤，被赶出英国，要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俗市侩们及其仇恨，他还会逃到天涯海角去哩。

"如果只有心地窄狭的群众才迫害高尚的人物，那还算好!可是事实不然，有才能的文人往往互相倾轧。例如普拉顿和海涅就互相毁谤，互相设法把对方弄成可恨的坏人，（普拉顿，见第四一页正文和注①。他和海涅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诗人。普拉顿发表过《浪漫派的俄狄普》一文讥诮海涅，海涅也出版《旅行记》一书进行反击。）而实际上，这个广阔的世界有足够的地方让自己生活也让旁人生活，大家大可和平相处，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才能范围里都有一个够使他感到麻烦的敌人（意谓每个诗人都有够大的困难要克服。）。

"仿佛我的任务就是坐在书房里写战歌!如果住在营房里终夜听到敌哨阵地的战马嘶鸣，写战歌倒还凑合。不过这并不是我的生活和任务，这是克尔纳尔的生活和任务。他有完全适合写战歌的条件。至于我，生性并不好战，也没有战斗的情感，战歌就会成为和我这副面孔不相称的假面具。

"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我非写诗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达它。我也只在恋爱中才写情诗。本来没有仇恨，怎么能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还可以向你说句知心话。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摆脱了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

歌德接着说，"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邻国人民的哀乐看成自己的哀乐。这种文化水平正适合我的性格。我在六十岁之前，就早已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继一八二四年二月四日的谈话之后，这篇谈话是理解歌德的世界观。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最重要的材料。他从自己的创作经验谈起，说明文艺创作有长期苦心经营和诗思一旦突然出现两种情况。接着他就以最近法国文艺动态为例，说明文学革命对一般文学发展有促进作用，尽管对个别作家不免起不利影响。然后他又从贝朗瑞的政治诗和情诗孰优孰劣问题谈到政治诗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全民族的喉舌，一种是作为某一党派的喉舌，他肯定前者，贬低后者。在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拿破仑的占领和统治时，歌德没有用诗歌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遭到人们责怪。他在这里为自己辩护，提出所谓超民族的文化水平。这种文化水平将来是要到来的，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却只能是幻想。歌德的基本立场还是"为文艺而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