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说，"贝朗瑞是个卓越的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多年来一直爱好他的诗，这也是您知道的。不过如果要问我比较喜爱他的哪一类诗，我就应回答说，我喜爱他的情诗胜过喜爱他的政治诗，因为我对他的政治诗所涉及的和暗指的事情总是不大清楚。"

歌德说:"那是你的情况，那些政治诗并不是为你写的。你该问问法国人，他们会告诉你那些政治诗究竟好在哪里。一般说来，在最好的情况下，政治诗应该看作一国人民的喉舌，而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某一党派的喉舌。如果写得好，那一国人民或那个党派就会热情地接受它们。此外，政治诗只应看作当时某种社会情况的产物，这种社会情况随时消逝，政治诗在题材方面的价值也就随之消逝。至于贝朗瑞，他却占了一种便宜。巴黎就是法国。他的伟大祖国的一切重要的旨趣都集中在首都，都在首都获得生命和反响。他的大部分政治诗不应只看作某一党派的喉舌，他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大半都有普遍的全国性的意义，所以他这位诗人是作为发出民族声音的喉舌而被倾听的。在我们德国这里，这一点却办不到。我们没有一个都城，甚至没有一块国土，可以让我们明确地说:这就是德国!如果我在维也纳问这是哪一国，回答是:这是奥地利!如果在柏林提这个问题，回答是:这是普鲁士!仅仅十六年前，我们正想摆脱法国人，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当时如果有一位政治诗人，他就会起普遍的影响。可是当时并不需要他的影响。普遍的穷困和普遍的耻辱感，象精灵鬼怪一样把全国都抓在手掌中。诗人所能点燃的精神烈火到处都在自发地燃烧。不过我也不否认阿恩特。克尔纳尔和里克尔特当时发生过一点影响。（阿恩特（Arndt，1769—1860）。克尔纳尔（Krner，1791—1813）。里克尔特（F。Rckert，1788—1886）三位德国诗人在英。俄和普鲁士等国联盟反击拿破仑时都写过鼓动民族解放的政治诗。）"

我无心中向歌德说，"人们都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斗争。"

歌德回答说，"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一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些事上应让人自便，不必过问。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指拿破仑攻克柏林。占领德国后，德国各地自发的解放斗争。），我决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六十啦。

"此外，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我辛苦了半个世纪，也够累了。我敢说，自然分配给我的那份工作（诗歌。），我都夜以继日地在干，从来不肯休息或懈怠，总是努力做研究，尽可能多做而且做好。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这样说，一切事情也就会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