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3月17日（再次反对边沁过激，主张改良;对英国主教骂《维特》不道德的反击;现实生活比书本的教育影响更大）

晚上在歌德家呆了两个钟头。我奉大公爵夫人之命，把滂恩豪绍的一部悲剧（滂恩豪绍（T。Bornhauser，1799—1856），当时一位不知名的瑞士剧作家，提到的剧本叫《艺术精华》，内容不详。）带还给他。我把我认为的这部剧本的优点也告诉了他。歌德回答说，"我每逢看到一部有独创性的。显出才能的作品，总感到高兴。"接着他用双手捧着这部剧本，斜着眼看了一下，说，"不过每逢看到一位剧作家把剧本写得太长，而且要照样上演，我总以为不妥。这个缺点就打消了我的乐趣的一半。你只看看这部剧本竟有这样厚!"

我回答说，"席勒在这一点上也不见得就好得多，可是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呀。"

歌德说，"席勒的确有这个缺点，特别是他的早期剧本。当时他正年轻力壮，写起来总是没完没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太多超出了他的控制力。后来他察觉到这个缺点，尽力通过学习和钻研来克服它，可是没有完全成功。对题材加以适当的控制，不被它缠住，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绝对必要的东西上去，这套功夫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难些，要有很大的诗才才办得到。"

这时仆人把雷姆（见第一四○页注①。）引进来了。我准备告辞，因为我知道今晚歌德要和雷姆在一起工作。歌德叫我留下，我欣然听命，因此听到了歌德的一次纵情畅谈，其中充满着讽刺和摩非斯托夫式的幽默。

歌德开头说，"索莫林（索莫林（S。T。Sommering，1755—1830），魏玛的医生，歌德的朋友。）就这样死啦，还不到区区七十五岁哩。多么傻，就没有勇气多活几年!在这一点上，我佩服我的朋友边沁那个过激派疯子。他保养得好，比我还大几个星期哩。"

我插嘴说，"还可以补充一点，边沁还有一点可以和您媲美，他现在做工作还和青年人一样起劲。

歌德说，"那倒是，可是我和边沁处在一条链子上的相反的两极端:他要把房子推翻，我宁愿把它撑起。在他那样高龄还要当过激派，真是疯狂透顶。"

我反驳说，"我认为有两种过激主义，应该区分开。一种过激主义为着建设未来，首先要扫清场地，把一切都推翻打烂;另一种过激主义却满足于指出现行制度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不用暴力就可以获得所想望的好处。假如您生在英国，您不会反对这第二种过激主义。"

歌德于是摆出他的摩非斯托夫式的面孔和声调问我，"你拿我当什么人?我在英国就会利用那些弊端过活，你以为我会去搜查和揭露那些弊端吗?假如我生在英国，我会成为拥有巨资的公爵，或者还更好一点，成为领三万镑年俸的主教。"

我说，"那倒顶美。不过您抽到的如果不是头彩，而是一张空白票，怎么办?空白票是数不尽的。"

歌德回答说，"我的老好人呀，不是每个人都生下来就有资格中头彩。你认为我那样傻，只能抽到空白票吗?我会拥护三十九条，特别是那第九条（三十九条是英国国会通过的关于英国教会的法规。第九条是关于原始罪孽（人类自从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就犯了原始罪孽），它对僧侣特别重要，因为僧侣据说是帮助人赎罪，拯救灵魂的上帝代表。歌德不信原始罪孽。），我对它会特别重视，特别虔诚地遵守，从各方面随时随地宣扬这三十九条。我会扮演伪君子，无论是在诗里还是在散文里，都尽力去撒谎欺骗，免得使三万镑年俸脱了手。我一旦爬上这样的高位，就会不顾一切，把它保持住。我特别要想尽方法，使蒙昧无知产生的黑暗变得更加黑暗。哼，我会哄骗头脑简单的群众，训练可爱的青少年学生，使他们察觉不到我是靠最丑恶的欺骗爬上高位的，纵使察觉到，也不敢说出来。"

我说，"就您来说，我们想到您是凭才能而得到崇高地位，这至少是可以欣慰的。但是在英国，正是最昏庸无能的人才享受到最高的尘世荣华富贵。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才能，而是凭恩宠，碰运气，特别是凭家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