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于是一个人把我领到《每周罪行》杂志主编面前。此人看上去油头滑脑，穿件衬衫，坐在一张堆满书报的大写字台后面。他虽缺乏魅力，却显得火气十足，而且好像特别信奉“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信条。

他以充满火药味的进攻回答我的问题：“华生医生，我得告诉你，这本杂志是我编的几本杂志之一，它的读者群与《斯特兰德大街》的完全不同。我们的读者年轻，数量多，虽文化程度低点，却是未来的栋梁。你的同事福尔摩斯应该感到受宠若惊，因为我们的读者一般都会将罗克斯顿雷克理解成他，尽管雷克并非福尔摩斯。你无法见到埃德温卡斯塔尔斯的理由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个作者。我有六七个作者，都以同一个笔名写作罗克斯顿雷克破案的故事。

“你指责说你的手稿被人做了手脚，我只能说你所谓的人物与情节的相似纯属是你的凭空想象。要是你先发表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故事，我还会怀疑你和《斯特兰德大街》的编辑串通一气，抄袭了《每周罪行》的作品呐。”

回到贝克街后，我一边和福尔摩斯喝茶吃松饼，一边把与那个毫不讲理的主编见面的经过讲给他听。在我不在的那段时间，福尔摩斯已仔细地把那篇故事读了一遍。

他说：“这个罗克斯顿雷克完全就是我华生！他有我的办事劲头，我的推理方式，但没我的鄙习。他整个是一个年轻人景仰的楷模，你恐怕不会把我写成这样一个人物吧？”

我表面上不同意他的说法，但内心里却觉得他吸毒厉害，恐怕年轻人的家长和老师们是不会赞成树他为榜样的。

《斯特兰德大街》杂志的头头们均不赞成采取法律手段。他们不希望把他们非常保守的读者群吓跑，而且不喜欢巴纳姆的关于炒做即生意的流行观点，于是劝我不要理会此事，对《每周罪行》嗤之以鼻就算了。但整个的事情仍让我坐立不安，尤其是那些叫“埃德温卡斯塔尔斯”的一群作者是怎么在《斯特兰德大街》杂志的编辑还没收到《印花头巾》的情况下就知道它的情节了呢？当然，我有一个有利条件，而且是推一的有利条件：歇洛克福尔摩斯。

我的朋友对这一案子终于全神贯注起来。毕竟，这也直接关系到他的利益。

他说：“华生，让我们从头说起。你在写字桌上写作，桌子安装了很安全的锁，晚上稿子都锁起来。你写废的稿纸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扔进了废纸篓里？”

我只得说出我一直不想向许多读者承认的事实：“福尔摩斯，我的写作特不专业，既不打草稿，也不修改和重写。如果写错了字就划掉，再在上面或空白处补上，而且由于我对咱们一起参与的破案经历都历历在目地记在脑子里，所以我向来没有别的记录。”

福尔摩斯惊讶地说：“上帝，你的记忆力在作家中真是绝无仅有的。好吧，我们可以排除草稿被偷的可能性了。看来你的手稿内容被人转述给他人了。据我所知，你一直是亲自把手稿送到杂志社的，而不走邮局，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