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放弃这个工作的那种种考虑是明摆着的，而我竟没有早日作此考虑，真不免令人惊异。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或者都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太直率了，他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算幸事。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人们一直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一个宣教士而不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大家让他随随便便地说，因为都知道谁也不会听他的。如果由于我而使大家听他的话，问题就不同了。他是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若是重复他的批评，即使是以他的名义，也会招引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管闲事。这种质问免不了有些严厉，但也并非有失公平。幸而我还没走多远，就发现我会贻人口实，决定赶快脱身。我知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而且那些人都比我有势力，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永远躲不开他们所要加之于我的祸害。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操之在我，就是至少要使得他们想加害于我就不能不有失公平。这个原则，那时使我抛开了圣皮埃尔神父、后来又时常使我放弃一些比这更弥足珍贵的计划。那班人总是口快，看见人家倒霉就说人家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我呢，平生总是谨小慎微，不让人家在我遭难时能振振有词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那班人知道我这样小心翼翼，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不置的。

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定，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期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自己身上打转。我已经没有任何足以使我的想象力有所寄托的打算，甚至不可能再有什么打算，因为我当时正是处于万事如意的境地，我已经无可企求，而我的心灵却仍是一片空虚。唯其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境地，这种境地也就特别令人痛苦。我已经把我最缠绵的情意都集中在一个称心如意的人的身上了，而她也以同样的情意爱我。我和她一起生活着，无拘无束，甚至可说是随心所欲。然而，不论我在不在她身边，我的心头总有一种隐痛时刻不离开我。我占有她，却又感到她还不是我的；只要想到我对于她并不就是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也几乎等于零。

我有朋友，男女都有。我以最纯洁的友情、最完美的敬意爱着他们，我企望着他们最真实的回报，我甚至根本就不曾想到要对他们的诚意稍加怀疑。然而这种友情，对我来说，却是苦恼的滋味多，甜蜜的滋味少，因为他们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我的一切爱好，拂逆我的志趣，拂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我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我放弃这个念头。不论什么事，不管我有什么想法，他们都固执地要控制我。而我不但不想控制他们的想法，连过问都不想过问，因此，他们这种固执就更加不公平了。他们的固执成了我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并且太使我苦痛了，以至最后我每逢收到他们的信，临打开时总是预先感到一种恐惧，而后来读信时这种恐惧又总是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比我年轻，他们动不动就给我的那些教训，倒是他们自己所非常需要的，而他们竟拿来教训我，也未免太把我当孩子看待了。我常对他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爱我吧；此外，不要管我的事，就跟我不管你们的事一样：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不过如此而已。”在这两点当中，如果说他们曾按照我的请求做到了一点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那一点。

我有一个孤立的住所，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幽境里；我在家里可以自己作主，依我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来监督我。然而这种寓居却也带给我一些尽管乐于履行但毕竟是无法免除的义务。我的全部自由都只是暂时的、靠不住的；我比服从命令还要受到更大的束缚，因为我必须受我自己的意志的束缚。没有哪一天，我能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说：“我将能随意支配我这一天。”不但如此，除了要依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布置以外，我还有另一种更加讨厌的依从，就是要由社会大众和不速之客来摆布。我离巴黎虽远，却挡不住每天都有大堆闲得无聊的人来找我，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时间，便毫不顾借地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总是在万万想不到的时候被人无情地包围着，很少能为一天订出个有意思的计划而不被一个不速之客来推翻的。

总之，在我最渴望的许多美好条件之中，我得不到一点真正的享受，因而我的思想又飞回到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宁静的日子里，有时便叹息着叫道：“唉！这里可不是沙尔麦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