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