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工作，性质大致相同，但计划订得比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关怀的，这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由于叙事的线索，这部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因为杜宾夫人也出于某种利害关系，希望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文基荣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她对他保有的那种敬爱之忱，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她是会感到光荣的。这些夭折的稿子里并非没有许多绝妙的思想，但是表达得太坏了。读来令人厌倦；说来也怪，圣皮埃尔神父把他的读者当作孩子看待，而说起话来却把他们当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样使人听懂他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做这件工作，一则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于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著作的人，适合于一个以构思为苦，宁愿就其所好，注疏别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让自己局限于阐释的任务，谁也不能禁止我有时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赋予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重要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钻到这个作品里来，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还要妙。不过这件工作也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加以摘录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长，又混乱，充满着赘词、重复、浅薄或错误的见解，必须从中搜寻出某些伟大而美妙的思想，而这给了我以忍受这种苦工的勇气。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伤脸面的话，我也常想把这份苦差使摆脱掉的；但是当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应圣朗拜尔的请求交给我的），我可以说是应承了要拿它来派用场的，因此，要么就把稿子还给人家，要么就得设法加以利用。我把这些手稿带到退隐庐的时候，就是作这后一种打算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准备把空闲时间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对自身的观察使我想起来要写的；如果我的文笔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计划的话，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一；我越这样想，就越感到有勇气去着手这个工作。我们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与他们自己不甚相似，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而要写一部书；我有更新颖、甚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些原因，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信。因为，无可置辩，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抗一些已经形成的欲念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时加以预防、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一个受到诱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为他软弱了；如果他还是和前次那样坚强的话，他就不会屈服的。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的许许多多明显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由于它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感情从其起源之处加以控制。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经把纲要写出来了，并且我希望，对禀性良好，真诚地爱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软弱的人们，我这个思想是准能产生效力的，我觉得用这个思想能很容易写出一部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有趣的书来。然而，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许多纷扰——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专心去写，人们将来也会知道我那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与我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从若干时候以来就思考着一种教育学说，这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这样做的，因为她丈夫对儿子的教育使她为自己的儿子非常担忧。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望取得的结果。似乎应该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过早地谈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的以后各章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