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的那一刻在某个早晨终于到来了。我在准备她的早餐——一种她在电视广告里看来的谷类食品——然后她抬头看着我，我能感觉到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哦，她没对我感到害怕，也没对我感到好奇，可就是完全缺少那种熟悉的感觉。

第二天我把她送进了专门的老年痴呆看护所。

“我很遗憾，保罗。”卡斯曼医生说，“但这是最好的选择。她需要专业的护理。你已经瘦了，睡眠不足，动作迟缓。谁喂她吃，谁帮她清洗，谁给她吃药，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

“是的，可这对我不一样。”我生气地说，“他们把她当个婴儿！”

“她就像是个婴儿。”

“她已经在那里两个星期了，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想要——真心想要——和她交流。”

“她已经说不了什么了，保罗。”

“她有话要说的，”我说，“一定在她脑里某个地方。”

“她的脑子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卡斯曼说，“你得直面现实。”

“我把她送去那里太早了，”我说，“一定有某种方法能和她交流。”

“你是个成年人了，除了外貌，她就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卡斯曼轻轻地说，“你们没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有共同的一生！”我猛地说道。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身，径直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觉得依靠卡斯曼是死路一条，我开始拜访别的专家。可他们和我说的都差不多。其中一个甚至还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他们在对贝塔淀粉样蛋白和一些别的东西进行各种化学实验。有很多鼓舞人的进展，但还没能快到足以治愈格温多林。

每天我都要两三次举起那把买来的枪，假装杀掉自己。但我始终在想：如果出现奇迹呢——医学的，宗教的，无论哪种。如果她又恢复回了格温多林呢？她会和一群老头老太待在一起，而我却已抛弃了她。

所以我不能自杀，可我也帮不了她，但我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一定有某种方法能和她交流，再次站在同一个层次交流。我们过去一起面对过很多难题——丧子，流产，看看我们的父母一个个去世——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能克服它们。而现在我们只是再次面对一个难题而已——而每一个难题都会有解决方法。

我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和以前一样。不是我想象中的，也不是我想要的，可她已经八十二岁了，并且迅速消退着，我没什么好犹豫的。从今晚就要开始记录。

今天早些时候，我买了这个记录本，这标志着我新生命的开始。

周五，６.２２

在学习关于这个疾病的一切种种的时候，我听说了那家诊所。政府认为它违反法律，取缔了它。然后他们偷偷地把一切都转移到了危地马拉。没什么可关注的，但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可期待的，只希望能有别的不一样的奇迹。

即使实验按照计划进行，他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只接受晚期病人——但他们的病人是那么少，他们对志愿者需求是那么的迫切，所以当我告诉他们说我得了慢性癌症后，他们并没有表示怀疑。我签署了一份在危地马拉以外会毫无用处的协议。现在，他们已经得到我的允许，在我身上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周六，６.２３

实验开始了。我还以为他们会在脊柱那里注射，而他们却选择了颈动脉。很有道理，这是连接脊柱和大脑的管道。只要能到达那个蛋白质的地方并发挥作用就行了。我以为会疼得一塌糊涂，可结果却只是稍微有点疼。除此之外，我没觉得任何变化。

周三，６.２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