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这样。”他回答，“她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暴躁。当然你是知道的。可你无能为力。如果真这样，我们会开些药给你。”

我很沮丧，甚至想到了死，可格温多林转向我说，“好吧，保罗，看起来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得让生活充实一些了。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玩一圈。回家的时候得先去一下旅行社。”

面对人类所能承受的最可能的消息，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感谢上帝，让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但我也诅咒上帝，他带走了我爱的女人的灵魂，而我还没来得及做完所有想对她做的事情，说完所有想对她说的话。

她过去很漂亮，现在依然如此。外表的美渐渐褪色，但内心的美永久不变。六十年来，我们一起生活，一起相爱，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我们心意互通，我们比了解自己的口味更了解对方的口味。我们也有过争吵——谁能避免呢？——但我们每次都能在睡觉前就和好如初。

我们生了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越南战死，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一直相互保持紧密联系，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他们生活在几个州以外。

渐渐的，我们的社交圈也变小了，我们是对方需要的全部。而现在，我即将看着我深爱着的她一天天远去，直到只剩下个躯壳。

旅行很愉快，我们还一路坐火车去了牙买加中部的朗姆酒厂，在迈阿密待了几天再飞回家。她看起来是那么正常，和平时一模一样，我甚至开始怀疑卡斯曼医生会不会诊断错了。

但很快，噩梦开始了。没什么事情是找不到借口的，你可以说这些事情以前都可能发生过，但病情的确开始显现。某天下午，她把一块烤肉放到微波炉里，晚饭时候，我们发现她忘了开微波炉。两天后，我们一起看《马耳他猎鹰》，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她却突然不记得谁杀了汉弗莱博加的搭档。她觉得那是雷蒙德山得勒。可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喜欢的作家的名字。除了情绪暴躁，卡斯曼医生预言的每件事都发生了。

我开始检查她的药。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其中三种药一天要吃两次。她从来没有少吃过一次，但不知为什么，剩下的药片数量总是不对。

我有时提起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件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可三次里有一次她会反应不过来。我说那是因为她已经把它们遗忘了，她很难过。不到一个月，三次里两次都记不起来了。然后她也不想看书了。她抱怨说眼镜不好。于是我带她去验光，验光师给她做完检查后告诉我们，她的视力和两年前来检查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一直在努力，做填字游戏，数学问题，一切能让她保持思考的事情来刺激大脑。但每过一个月，字谜和数学题都得降低难度，每过一个月，她做出来的题目都比上个月少一些。她还是很爱听音乐，还是很喜欢喂鸟，看着它们飞来争食。可她却不再能跟着旋律哼唱，不再认得出鸟的名字了。

她从来都不让我放枪在家里。她说，宁可让贼把东西偷光，也比在枪战中被打死好。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两个才是最重要的。六十年来我都遵照她的意思。可现在，我出去买了把小手枪和一盒子弹，锁在抽屉里。我担心有一天她会连我都认不出来，到那时，我告诉自己，我要先一枪打死她，然后再打死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做不到，杀自己可以，但要杀这个比我生命还重要的她，我做不到。

我是在大学里认识她的。她是个优秀的学生，而我只是个不那么成功的橄榄球三分卫，篮球替补前锋，高大强壮但是木讷。可她还是发现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在校园里我一直注意着她——她那么漂亮，怎么可能不让我注意呢——可她总是和那些聪明的人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交集。我第一次约她还是因为一个兄弟和我赌十美元说她肯定不会给我机会。可不知为什么，她答应了。未来的六十年里，我都不愿意和她分开。有钱的时候，我们一起花，没钱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开心，只是生活简朴一点，外出旅行少一点。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把他们送去外面的世界，看着其中一个死去，看着另两个远走他乡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重新回到最初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

而现在，每一天每一秒，她都在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