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她锁了厕所的门却忘了怎么开开它。她惊慌失措，听不到我在外面告诉她该如何做。我拿起电话，正要叫消防队，她却突然出现在我身旁，问我为什么打电话叫消防队，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吗？

“她完全不记得把自己锁在里面了，”我向卡斯曼医生讲那天的事情，“她一下子就不会开锁了，三岁小孩都不如，然后，她又突然打开了那门，一点不记得刚才还不会开锁呢。”

“病情就是这么发展的。”他说。

“再过多久她就不认得我了？”

卡斯曼叹了口气。”我真的不知道，保罗。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最稳固的，所以有可能她到最后才会忘掉你。”他又叹了口气，“这可能需要几个月，几年，或者就是明天。”

“这不公平。”我呢喃道。

“没人说这公平。”他回答，“她在这里的时候我给她做了检查，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她的身体很好，心脏和肺都很健康，血压也很正常。”

她的血压当然正常了，我痛苦地想道。她可不用在散步的时候老是想着那个共度一生的人不再认识自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想到她在散步的时候什么也想不了，我错了，当她的思想和记忆越来越快远离自己的时候，我却在同情我自己。

两周后，我们去超市购物。她走开去拿点东西——是冰淇淋吧，我想——等把需要的东西都拿好后，我向冷冻食品区走去，可她不在那里。我看了看周围，检查了附近的几个过道，都没找到她。

我叫了一个服务员去看看女厕所，还是没有。

我渐渐承受不住，开始惊慌失措。当我正要去停车场找她的时候，一个警察把她带进了商店，非常轻柔地拉着她的手臂。

“她晃荡地在找她的车，”他说，“一辆１９６１年出的纳什漫步者。”

“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用那辆车了。”我说，然后对格温多林说：“你还好吧？”

她脸上淌着泪水。“对不起，”她说，“我不记得我们把车停在哪里了。”

“没事的。”我说。

她不停地哭，告诉我她又多难过。很快大家都在看我们了，超市经理过来问是不是需要带她去他办公室坐一会儿。我向他表示感谢，还是那个警察，但决得她最好赶紧回去。于是我带她出去，开着那辆我们开了五年的福特车回家了。

我们到了车库，走出车的时候，她站住了，看着那辆车。

“真是辆好车啊，”她说，“谁家的？”

“科学家还不能肯定，”卡斯曼医生说，“但认为一定和贝塔淀粉样蛋白有关，在阿尔茨海默症和唐氏综合症患者里都发现含量过高。”

“你们就不能取出它吗，或者弄点东西来中和一下？”我问。

格温林多坐在椅子上，看着墙，就好像我俩远在千里之外。

“如果有那么简单，他们早这么做了。”

“是种蛋白。”我说，“那么是来自于某种食物了？有什么东西是她不该吃的？”

他摇了摇头。“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可这种是生命必不可缺的。”

“是在脑里的吗？”

“一开始是在脊髓液里。”

“好吧，那你们就不能把它抽出来？”我坚持问道。

他叹了口气。“当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会在脑里形成斑块，而一旦开始形成，就无法逆转。”他疲倦地停顿了一下，“至少目前是无法逆转的。总有一天能够治愈。很快科学家就能延缓恶化，我想很可能过二三十年就行。甚至某一天能在胚胎时期就监测出贝塔淀粉的失衡，并在子宫里矫正完毕。正在一步步前进。”

“但格温多林是赶不上了。”

“是的，格温多林赶不上了。”

慢慢的，过了几个月，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不再看书，但还时不时地看看电视。她最喜欢儿童节目和动画片。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会听到我爱着的那个八十二岁女人在跟着米老鼠俱乐部唱歌。我觉得如果电视台一直重播的话，她也会一遍遍地一直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