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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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马诺夫（E ）是保加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他从１９３５年起就发表作品，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专制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解放后，他发表了许多剧本和长篇小说，曾任保“作家出版社”副主编、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荣获“人民文艺家”称号。短篇小说《我的房客》是他近年的作品，构思新颖，文笔洗练，含义令人深思。作者于１９８２年逝世。

——译者

在他搬到我们这儿之前，我们这幢楼的名声很坏。当然，还不能说它同我们这个住宅区的别的楼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在任何一幢高层楼房里，总有一些以寻衅著称的凶狠的老太婆、惯于在下班之后“教训”妻子的爱吃酷的丈夫、热衷于在欢乐的人群中、在撕人心肺的录音机的喧嚣声中举杯狂饮的快活人。这一切，整个住宅区都是知道的，不过，邻近楼里的居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挖苦我们。街上的自动电话坏了，孩了们打起来了，大家总是说：“这又是七号楼干的！”“明摆着是他们的事……”我们楼里，一个人闯了祸，人家都跟着遭殃。有一阵子，我甚至打算把自己三间一套的房了换成两间一套的，搬到索非亚的另一头去住，况且，对于我一个单身汉来说，三间加厨房也略微嫌多。

我之所以成了单身汉，是因为妻子已弃我而去。她认为我在心理学教研室当助教的年头太长了。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的那位平步青云的朋友伊凡诺夫。他是我们教研室里的副教授，而且正稳步向教授衔迈进。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解释并非完全公道。很可能原因之一是我的孤僻、倔强的性格，它影响了我完成论文的答辩，象别人那样，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越过这一重要的障碍。但是，我总是以我的论文必须具有科学价值而自慰，仍然继续攻读文献，积累有关当代人既往开来的性格特点的资料。我不停地收集材料，可是工作却进展不大。于是，我决定换一套房子，我需要新的地方、新的幸福……

可是，三个半月之前，我家来了一位借宿的大学生。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写作论文和掉换住房的计划。

这位大学生名叫卡林巴甫洛夫。他出生在一个州府，中等身材，碧蓝的眼睛，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他穿着一条磨得发了白的旧裤子，一件花衬衫露在外面。这是一个当代的标准青年，这种人，大街上、电影院，咖啡馆里比比皆是。不太标准的只是他的那一双眼睛，它特别的晶亮，而且不眨不动。这双眼睛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使他那极为白暂的脸蛋显得更加突出。他说起话来异常柔和而且好听，全身显得沉着而文静。

“是楼里的女管理员介绍我来找您的。”青年人对我说。他从我的表情看出了我并不想把房间租给他，便立即住口了。“请原谅，我知道是白白地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

他转身就要走。这种在当代令人难以置信的文雅使我深感惊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是有所过失的。

“请等一等，”我阻止了他，“您在哪儿上学？”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还在犹豫不决。是确认我拒绝了他呢，还是允许他住到我这儿来？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也没有听清，好象说的是什么控制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孤独的生活早已使我感到百无聊赖，而这位卡林巴甫洛夫也不象是会妨碍我完成论文的那种人。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向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不要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不要把姑娘带到屋里来。

“不带姑娘来，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我。

我感到这是放肆，至少也是在嘲弄我，我已经准备回绝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他的眼睛。于是，我又犹豫起来。我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不合情理的、粗鲁的警告而感到内疚，便连忙向他解释说，对于青年人来说，有个女朋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感到，即使在这个时候，卡林也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可说是幼稚型的表情。这种表情征服了我，也使我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