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该，”托德法韦特对威尔说，汽笛声在远方颤抖，他们在保安的严密监视下穿过一道道大门，“咱们每小时才挣３０美元，可那些婊子养的却开着豹牌轿车。这些日子最低工资究竟是多少？天呀，要是再少５美元，我们就只好靠偷为生了。”

尽管钱是每次工会会议上的唯一话题，尽管正在进行的劳资谈判的内容全是关于什么加班费呀，有害作业劳保费呀，危险条件补偿呀，然而钱却不是问题的症结。不，威尔洞见驱使整个局势的，是看不见说不出却左右着劳资对抗的什么势力，是一种巨大的异化感。矿工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强大的管理体系剥夺了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在这个管理体系的眼中，他们好则是笨蛋，坏则是祸水。于是，矿工们变成社会边缘人，与世分离，弄不清楚他们作为人与他们为之卖命的人以及他们养活的城市居民之间是什么关系。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社会契约动大手术。７月份，威尔被大伙推选为工会代表，６周后，他成为谈判代表。

防弹玻璃将谈判双方隔开，谈判桌的一方坐着公司经理和他们的律师，另一方坐着工会代表和他们的律师。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双方互不让步，互不妥协。虽然威尔通过数月的政治外交斡旋，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此时他却依然感到紧张，不停地咽口水。随即，他站起来，有意识地望一望谈判一方，又望一望另一方，内心的犹豫立刻消逝。他将手里的会议日程表撕得粉碎，纸屑纷纷落到地上。

“先生们，”威尔首先招呼经理们，“这样谈判毫无意义。工资并不是问题的要害，你们无论如何也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来。公司股票跌到１８个月来的最低点，你们的流动资金已经接近零，而且你们的信贷限额已经超过。即使你们愿意增加工资，哪怕一个百分点，你们也拿不出来。另一方面——”威尔对自己的矿工代表们说，“另一方面，我们的养老基金充足。因此，我建议矿工联合会收购公司２７％的股票，每股出价３６．８元，比目前的行情高５元多，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威尔正要说下去，就被一片叫嚷声打断了，于是他耐心地等待。一位副总裁向他舞着一只苍白的食指说：“这样一来，就把我们淘汰出局了，对吗，威尔？不过，相信我吧，我们会在让你们进入公司大门之前，先让公司倒闭的。”

防弹玻璃靠近威尔的这一边，工会代表们缓缓地点着头。

“走着瞧吧，柯沃尔，”一名代表对副总裁反唇相讥，“如果没有该死的金保护伞，你将会是第一个从窗口爬出去的人。”

威尔举起手来。“我说过这不是工资问题，也不是复仇问题。我们并不需要一种付出沉重代价的胜利。我们希望双方都是赢家，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让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司的股东，从而将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的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只能是一个开始。先生们，你们不会被淘汰出局的，但要获得成功，我们都必须另辟蹊径。我们必须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必须临机应变，敢于冒风险。我没有很多现成的答案，也许连几个答案也没有，可以说几乎没有答案。不过，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建立多职能的监督小组，打破公司官僚等级制，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都将报酬与劳动挂钩，允许一线的雇员独立制定生产目标，尊重他们对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的判断。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生产现场，尝一尝淌进我们从地下挖出的每一磅岩石的汗水与泪水的滋味。也许我太理想化了，也许我太天真了，但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只要我们坦诚对话，并将达成的协议付诸于实践，我们就能做到。先生们，你们有什么意见？”

威尔的目光慢慢地从谈判一方移到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