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壁橱里的８只罐子呢？８次偶然的事故吗？”

“李伯曼博士，”菲茨杰拉德说，“我想你是不是走得太远一点了？”

“是的，你会这样认为的。这有一部分是出自你自身的背景。至于我的背景，我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我要尽可能地依照理性行事。善与恶的结构——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伦理——的形成是一种智力的功能，无疑，首恶元凶很可能就是对自觉智力的摧残。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前，我们——虽然只是在嘴皮子上做做功夫——至少还是承认了‘勿开杀戒’这一条不变的戒律。但是对于聚合的智力（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凶杀的概念就会大大地破坏思维的能力。”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手微微地颤抖着。霍普歉疚地说，“我们对你有些粗鲁无礼了，摩根先生，但是过去几天来还有８个人恰巧也做了你所做的事。我们落入了‘我们是人’这个陷阱。”

“可是，请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从哪儿来这一点倒无关紧要，”霍普绝望地说道，“可能来自另外一个行星，也可能来自我们这个行星的内部，或者是来自月亮或火星。这没关系。菲茨杰拉德认为它们来自一颗较小的行星，因为它们在地球上行动的速度明显地缓慢。但是李伯曼博士认为，它们所以行动迂缓，乃是因为它们没有发现有迅速行动的需要，同时它们还有面临被杀以及如何应付被杀的问题。天知道它们还有多少同类惨死在别的地方——非洲，亚洲，欧洲。”

“那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这件事呢？赶快制止它，还来得及的。”

“我们想到过这点，”菲茨杰拉德点点头说，“可是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恐慌，歇斯底里，原子弹爆炸后果等等的指控？我们改不了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它们会走掉的。”我说。

“是的，会走掉的，”李伯曼说，“但是如果它们免遭杀戳的横祸，它们也就可能不会产生可咒的恐惧。它们可能非常善于交际并造福于社会。社会怎么处置一个杀人犯呢？”

“有的社会会将他处死，另一些社会会认为他有病，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杀人。”霍普说，“当然，当一整个世界站在受审席上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现在有原子弹，还有许多其他东西，我们也正在向星球进军……”

“我认为它们会跑掉的，”菲茨杰拉德插话说，“博士，它们可能已经产生了可咒的恐惧的感情了。”

“可能的，”李伯曼认可地说，“我也希望这样。”

但是我越思量这件事，我就越发觉得，恐惧和憎恶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不断地回想，努力重现当时在鱼棚里看见它站在床头时的情景，想从我的记忆中拉出它的一幅清晰的小照，是否在它那硬角质面孔和缓缓摆动的两极触角的后面闪烁着恐惧和愤怒的激情。但是我的记忆愈趋真切，我愈回想起某种奇妙的尊严和安详的表情，既非恐怖，亦非愤怒。

而且，日甚一日地，我在工作中更深动地体会到霍普所说的“受审席上的世界”。至于我自己，愤怒的感觉已经消失。象一个已经不计与自己昔日的负罪之身贪生共存下去的罪犯，我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对我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