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他打断我的话，“是缺乏选择。听着！年轻人，人们从来不把工作或贫穷当成不可避免的条件那样在乎。你知道，我们从里威第科斯那里得到的变换观念。在那里，青春女神每隔七年就释放一次她的奴隶。他们不是仍然教给你们那种东西吗？”他抿紧嘴充满疑问地看着我，似乎他在怀疑我是打乱秩序的独臂大侠。

我摇了摇头，我当时记不起来了。

“太糟了。州董事会的那些笨蛋们总以为只有穷人才会放弃，然而富有者也同样不可避免。一些贵族或全部贵族彻底丢掉了判断力。感觉是他的生命在做选择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方式。”他变换速度挡，在半山腰追上其他的卡车，并向我作着手势，好像我是一具展览品。”眼下，有这么一个人，在职业变换的最后一次时，感觉到了选择的权利，所以他破坏了制度，而这制度是惟一一个可供选择的。小伙子，富有，贫穷或介于两者之间，不是你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

从他晓得的一切，就足以断定这个家伙可能就是博尔尼本人。杰瑞米博尔尼，生产卡车的巨头，战后与州际联盟作战过。博尔尼的阿瑞斯拖波夫斯制度是一个完善的计划方案，这一制度让一小部分穷困阶级去做粗重工作，但给他们希望，与此同时让贵族们更有能力做高级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在循环的基础上看清了事情的另一面。

当那一切发生之时，我还是一个婴儿。我惟一的记忆就是一次——仅仅一次——我把头藏进母亲的怀抱，仍然不能平静下来。那一次一定已经是六十年以前了，大约是２０２１年。

无论他是谁，无疑他知道这一制度，所以我问他：“你想如果警察发现我，他会把我怎么样？”

“他们会找到你，然后可能只是把你再放到贫穷的劳动大军中去，无论如何你属于那儿，或许再加上个一两年。”

当我写下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是他告发了我。我那样说毫无怨恨之意，我可能是自己告发自己。

几分钟后，那司机说：“我们说点有意思的吧。”他压下节流杆，卡车回以爆炸式的力量。“我亲自修饰她。”他盯着我。我没忘记思考，当我们经过头车时“这有一个快乐的人。”

花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忘了自己的罪过。跳上卡车或火车、乞讨食物、感觉天气转凉、想像着发射性的增长。我似乎正在向着生命的万灵药行进——或者可以说行走的本身就是万灵药。我更加强壮，有时我在大白天跑步或裸游，然后晚上在饭店后门乞食。有时我三餐丰厚，有时饥肠辘辘。甚至来自迷途之猫的抓挠也因生命的存在而抽痛。

逃亡中七八个星期过去了，我已经到达了墨西哥的中部，那里有大的农场和小的村庄，我注意到两个看似当地的人跟着我。他们一定是为农村基层政府工作的：老式的宽沿帽子，新的苍白色的巴拿马衬衫和裤子，但已经擦脏了，看起来很旧。当我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我们正处于一个离墨西哥城五十公里的小镇，塔尔西哥村，并且告诉我要想在农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不应该有什么大困难。当然他是对的。我步行到第一块庄稼地，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收割庄稼。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看，第二和第四列机器收割机很明显并没有到达这大北边，所以很可能这一地区的非重要人物都被鼓励来此收割庄稼。这些人可能把你推到一边说：“嘿，你不是来帮我们的吧？”（我曾经当过开进我们葡萄园的收割者先锋——取笑两个星期来将有多少人被抛在后面）。这两名监工假装在成捆的玉米杆旁打盹，但我能看出来他们烦躁不安。

最糟的是，我开始享受着丰收。我身边的一个四五十岁、大惊小怪、非常保守的妇人，指着树下的两个人对我说：“博尔尼没说过睡觉者会长痔吗？”她说话带着一种西班牙人惯用的腔调。

我承认第一个进入我意识的想法是：“不，我相信他没说过。”但是感谢上帝，我至今还信仰着他，我用智利方言说，（我猜这是她的母语）“而且割玉米的会长水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