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我被一块砖头绊了一下，摔倒在鹅卵石车道上。我的面颊狠狠地撞在地上但没有痛感。我躺在那里，轻轻抚摸着这些石头——以前我从没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光滑的表面、粗裂的边缘。当车子驶过时，轻微下沉了一些。车子！为什么我不能开车走而偏要步行呢？我用袖于擦去血，摇摇晃晃费力地走进厨房。

一排排的瓶瓶罐罐底朝天摆放得十分整齐。我们平常总把车钥匙放在面缸里，但我摸索着伸手进去时，我的手只空空地抓了一把白面。我把面缸扔在地上，面粉撒得遍地都是。然后又掉了糖罐子、茶罐和瓷苏打罐。我打开第二个面缸，找到了车钥匙。看着遍地狼藉，我意识到没有退路了。

我跳上车，开这辆车已有五年了，我笨手笨脚地在黑暗中摸索钥匙眼儿。我发动了引擎，猛地撞过车库的门，那扇可怜的门发出木框折断和撞碎玻璃的声音，又发出一声尖尖的，充满遗憾的金属般刺耳的尖叫。

每个拐弯都令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只是开到我的邻居家——柯蒂斯的邻居家向东一公里就不再沿公路行驶了。柯蒂斯的车和劳伦斯鲍恩的石栅栏迎面相撞，栅栏赢了，车前的保险杆撞进了发动机里。发动机保持高速，而我在前座上被无情地弹来弹去。除了我的眼下出血外哪里也没伤着，我从窗子滚了出去，向东２号国道走去，这条国道北接美国的不毛之地，南接我们这里靠近阿根廷的下端。

三月冷冷的空气清醒了我的大脑，使我能够沿着１号国道的外围走，避开了不时来回呼啸而过的卡车。几个小时以后，我转向北上了二号车道，在那里，许多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它们带着四五辆载满人的拖车，那些人在美国南部大陆不停地迁移寻找工作。每个人都在极度激动狂乱的心境下渡过几个星期。我蹒跚地向前走了大约三公里。

在最后的二十分钟里，没有碰到路过的卡车。我的脚和头都在阵阵痛，眼皮不断打架。我倒进离大路几米远的灌木丛中，迷迷糊糊中仍然咕哝着：“自由，自由。”但热情却少了许多。

我一直就是一个好睡的人，那天早上我在顺路而下的卡车队的轰鸣声中醒来。四肢僵硬、浑身疼痛、周身血迹斑斑、散发臭气、脸上胡子拉茬的，使我自己中了毒一样，我示意最后一辆卡车的司机我要搭车。

他把车停了下来。“看来你好像英勇地度过了昨夜。”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你要去哪儿？”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连十秒钟的慎重考虑都没用上，就突发奇想地回答说：“向北。”（因为卡车向北，我别无选择。）

司机看起来比我年长，而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又比我年轻：灰白的乱发、肌肉坚实的胳膊、开朗的笑容，我想他是我见过的眉毛最浓的一个人。

他问：“你正在摆脱什么事或陷入什么事吗？”他知道了我的困难处境。那时我第一次想到，我不是惟一的一个放弃贫穷之旅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可怕的骗子——常常在扑克牌游戏中输掉百十元钱后才罢手——所以我告诉了他整个故事。

他看似陷入了沉思，只是驾车前行。最后他侧身对着我说：“我们在你们的阶级上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计划他们离校后把他们安排到管理岗位。通过他们的高层管理，会给工业带来新的观念。那一点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汇集你们的力量使前景有所改善，但是我们没有计划这一点——”他向我作着手势，“甚至就是你们的同代人发现了这个错误：以贵族开始，以贫穷结束。那正是为这种退出而作的乞求。”很明显他已在劳工计划委员会多次任职。他看起来身居此职足有十年左右。

“我猜我被惯坏了，”我说，“确切地说，尽管不是贫穷困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