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并不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在先后顺序模式的意识中，它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存在。在同步并举式的意识中，自由这种观念却没有多大意义，但同时也不存在“被迫”。两种意识不一样，仅此而已。这就好像在哈哈镜前，看不见照镜子的人，只能看到镜中形象。镜中出现的也许是个绝代佳人，也许是个鼻子上长着大瘤子的小丑，下巴长到胸口。两种形象都是合理的阐释，没有“对”“错”可言。但是，镜子中一次只有一个形象，你无法同时看到两个。

与此相类，预知未来又与我的自由意志产生了矛盾。正因为能够自由选择，所以我不可能预知未来。反过来说，如果我已经知道了未来，我便不可能反抗这个既定的命运，也不可能把我知道的未来告诉其他人——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反抗。预知未来的人不会奢谈未来，读过岁月之书的人不会承认自己读过它。

我打开录像机，塞进去一盒磁带，上面录着沃兹堡视镜前的一次对话。与七肢桶谈判的是一位外交官。伯哈特担任翻译。

外交官讲的是人类的道德信仰，极力宣扬人类的利他主义，希望以此为今后的谈判作好铺垫。这场对话的结果七肢桶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但还是积极参与，非常热心。

如果我试图对某个不曾预知这一切的人谈起这些事，他一定会问，要是七肢桶事先早已知道它们会说什么、会听到什么，为什么还要白费唇舌浪费语言？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问题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语言也是一种行动。按照语言-行为理论，诸如“你被逮捕了”、“我将这艘船命名为……”、“我保证”这些语同，语言本身就是行为，仅当发出这些语词之后行为才算完成——话一出口，行为即成。对于这些行为而言，预先知道会说出什么话并没有什么关系。婚礼上人人都知道会有一句“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主婚人说出这一句话。没有这句话，单有其他仪式是不行的。对于具有行为性的语词而言，说话就是行动。

对于七肢桶来说，所有说出口的话都是行为性的。它们所说的话不是用来交流思想，而是用来完成行为。无论什么对话，七肢桶全都事先知道双方会说些什么，这是事实。但为了让它们所知的对话变为真正的事实，对话仍然必须举行。

“金发小女孩儿先尝了尝熊爸爸的麦片粥，但碗里盛的却是甘蓝菜，她讨厌甘蓝菜。”

你咯咯咯笑起来，“念错了，念错了！”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将紧紧挨着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摊开一本薄薄的、贵得要命的硬皮书。

我继续念，“小女孩儿接着尝了尝熊妈妈的麦片粥，但碗里盛的却是菠菜，她也讨厌菠菜。”

你会把小手伸到书上拦住我，“你得按书上写的念！

“我就是按书上写的念呀。”我会一本正经地回答你。

“才不，你没有！故事里不是这么说的。”

“好啊，既然你知道故事怎么写的，干吗非得我念给你听？”

“我想听你念嘛！

韦伯的办公室里有空调，凉快极了。空调带来的舒服几乎可以抵消和他谈话的不愉快。

“它们愿意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换。”我解释说，“但不是贸易。我们只需给它们些什么，它们则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回报。双方事先都不告诉对方自己这一边要给的是什么。”

韦伯上校的眉头稍稍皱起来。“你是说它们愿意交换礼物啰？”

我早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活动视为‘交换礼物’，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七肢桶来说，这种交换是不是与人类具有相同的含意。”

“我们能否……”他寻找着合适的词，“给它们点暗示，暗示我们想要哪种礼物？”

“它们不这么处理这种形式的交换。我问过它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提出要求，它们说可以，但就算提出来，它们也不会说出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蓦地想起，“表示”和“表演”在语词形态上非常接近，如果是在舞台上演出，可以用这两个词来描述你预先知道双方台词的对话：“表示”就是“表演”。

“但经过要求，它们是不是更可能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当成交换礼物？”韦伯上校问。他对这场演出的脚本一无所知，但仍旧把自己角色的台词说得分毫不差。

“我们无从知道。”我说，“我个人表示怀疑。它们提出的交换可不是依对方要求订制礼物。”

“如果我们首先给出己方礼物，它们会不会受我方礼物的价值的影响，给我们同等价值的东西？”他这个角色是在现场发挥，而我则事先为这一场演出作过精心排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