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兵”原指汉朝时的匈奴军队，这里代指契丹军队；“汉国”即汉朝，实指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见出深刻。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感慨。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抒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鲜明！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以致唐兵大败，又怯敌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并非是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抨击当时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

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萎靡绮丽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感而发，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感遇（第三十五）

陈子昂

本为贵公子，

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

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

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

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

磨灭成尘埃。

陈子昂诗鉴赏

此诗作于垂拱二年（686）诗人《乔知之北征叛乱的突厥同罗、仆固时。这是诗人第一次出征边塞，尽管时间不长，未经年而归，但他亲眼目睹了西北边塞政治与军事的危急形势，更激发了抗敌报国之心，因此向武则天呈上了《为乔补胸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它危事三条》等卓有成见地的书表，陈言边塞将领腐败，“至将不选，士卒不练”，“故猛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并警告当权者：“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见《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同时又赋此诗抒怀。它以直抒胸臆的方法，通过自己从军的所见所感来表现慷慨报国的精神，英勇豪迈的气概和对国事的忧虑，是一箴言志的杰作。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上二句直截了当，叙述自己的出身经历和志向。诗人本是梓州射洪富豪之子，少年任侠，年十八，尚未知书。后闭门苦读，终于成才。（见《唐书》本传及《唐才子传》）这两句诗，坦率真切，朴实感人。下二句，继而概述学成本领后的报国从军之举。

所谓“感时”，是指自己受到贞观以来几十年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激励。“拔剑起蒿菜”塑造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豪杰的形象，英气逼人，威风凛凛，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常常以宝剑作为壮志的象征。但这里的“拔剑”，不但象征胸怀志气，而且是实指武事，即自己的万里从军之举。在这一段里，诗人叙事详略得当，剪裁颇见匠心。本来，他自拔干“蒿莱”（草野、民间），中进士之后，曾被武后赏识，任麟台正字等职，参预朝政。但作者对这些一概略去，直写从军。显然诗人更为看重这次从军。这样写，也为下文专写军中生活和感受作了铺垫。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这一段先概括叙事，接着即事抒情，境界苍凉阔远，悲壮激越。其中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又饱蘸着诗人的激情壮志，前二句用对偶，“西”与“北”，方位相对，表明征程辽远，纵横于祖国西北边塞。“驰”与“上”，动词相对，驰骋边塞的雄姿，叱咤风云的情态毕现于字面之上。“丁零塞”与“单于台”，地名相对，指远征的地域，并点出战争的对象与目的。这次子昂随军远征，足迹曾至居延海（今内蒙西北嘎顺诺尔湖）、同城等地。“丁零塞”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寨河上游至贝加尔湖的南一带地方，这里指这一带西北边塞要地。本诗因以述志为主，故对此次战事只以“西驰丁零塞”一句概括提过。“北上单于台”一句，不特指这次局部战争，而是含有忧虑北方安全的深刻用意。这是泛指防备东突厥侵扰的事。

《感遇》中的“朝入云中郡”一首，大约也是这一次从军回来后所作的，其中写道：“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可与本诗相互印证。唐太宗时，曾一度打败突厥，但不久云中都护府（在今内蒙古）一带东突厥又逐渐强盛起来。自高宗永淳元年（682 ）至武后延载元年（694 ），骨笃禄可汗在位，拥兵四十万，疆土万里，时时侵扰西北边境。“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即是深谋远虑地向当权者发出警告，希望对突厥严加防备，所以“北上单于台”一句，象征意义大于实地记叙，表达了子昂对西北边患的深切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