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