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yǔ]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

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唯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传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

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作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