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停靠，我们就下车往前狂奔。此时此刻愤怒已无影无踪，只想着脱险，脑海一片空白。事后回想那一幕，对那些上了贼船不知回头的人充满同情。置身于非常环境，人的趋同劣根会动摇辛辛苦苦树了十多年的信念。这也许是人的软弱性。

冷清的站台上，三个人的队伍显得庞大。刚上车不久，乘警就跑来致意：

"你们好呵，请出示车票。"

那是个年轻人，理着严肃的分头，眼睛漂亮而又滑稽，相信这种眼睛最擅长追踪女孩；碰上这个灾星，我们是跑不掉了。不像碰上个老太，只出于职业习惯。他把我们带到餐车，顾自坐下，眼光逐一掠过我们的脸，最后炯炯有神地落在吴国斌身上：

"坐车不付钱，你们真是啥事都敢干！"

我讨厌他肆无忌惮，他那眼球亮得有点流气，具有穿透力。换了种场合，我可以鄙视那目光。当俘虏的地位把清高剥得一丝不剩，这让我屈辱，充满敌对情绪。

"我们没带钱。"我说，"想扣押我们吗？"

"我们是知青，没钱。"她们两个说。

那人露出白晃晃的牙："原来都是老手了！"

一股热气烧炙我，周身渗出细小如毛的汗滴。我懂得我只有规规矩矩地做人，除非自尊心全死了--那样，人也就死了。我素来无限赞佩一头撞死在墙的烈女子，觉得这种死法迸裂出最高气节。美妹笑我有自杀倾向，我觉得那是个气概问题。

"报你们的姓名！"他摸出个本子，"我要给你们单位打电话，让那儿出人来保你们。"

"哦，我叫王小妹。"吴国斌说着飞快地朝我做了个眼色，"她们一个叫张玉英，一个叫徐美！"

"徐美！"他猛喝一声。

没人答话。吴国斌推了钱小曼一把，钱小曼竟哭起来，两只手背轮流擦着。

"看样子你是个出头鸟！"

乘警站起来，兴奋地跑到吴国斌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像在斗眼，又像是在相互欣赏。末了，他转身对我跟钱小曼说："你们没事了，走吧。胁从不问，首恶必办。我只惩罚她一个人。"

"要放全放，要留全留。"我斩钉截铁。

"那好，你想把事情闹大！"他说，"我奉陪到底。看看吃亏的是你们还是本人！"

我没料想吴国斌会上来推我们："你们出去，我能对付。"她嘴边荡漾着一丝冷笑，"快走呵，笨蛋！"

钱小曼拖着我走，刚出门，吴国斌飞起一脚，门便很响地关上，里面和外面隔成两个世界。餐车和车厢间有一截走廊，玻璃坏了，风很大，吹得头发支离破碎。有好几次，我都想敲破那扇门。一会儿，门开了，吴国斌走出来。我们迎亲人般迎上去，她用胳膊挡住我们："了结了。回车厢吧。"

关于这件事，我们谁也没再提起。那已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屈辱。那以后，冷笑就像生长在黑女孩的嘴边。翌年大雪纷飞的阳历年，我作为她唯一的朋友去探望她。她蹲在看守所一间黑洞洞的拘禁室内，隔着栅栏般的铁窗，她叹息道："我失算了，坏女人再毒也拼不过坏男人。"我就在那天被触动了，那是种纯女性化的悲切，对同性沦落者的巨大怜悯和负疚、伤感。从此她便杳无音讯，我预感，她不会再在我生活中出场，说不清到底是谁遗弃了谁。

火车驶得慢，鸭步似的晃着。一路上，没人再来找麻烦。车到大村屯站，那个乘警突然出现在站台，两手插在裤袋内，撑得开开的，远远地朝我们微笑。

"杂种！"吴国斌唾骂一句。

我后怕，怕得不知所措，简直迈步都困难，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冒险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冒险，对女人来说，付出的代价犹如经受了几场大灾难。

出了站，路边有个亮晶晶的玻璃瓶。我踮起脚，把它双手举过头顶，怒不可遏地把它摔成碎片，感觉像砸碎那个漂亮的男性头颅。

吴国斌不露声色地瞧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