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了一惊："你去大树屯林场？"

"是啦。"她说，"想追根刨底吗？"

"不，我亲戚在那儿，有封急信你帮我带去好吗？"

她没开尊口，那就代表答应。她从不肯痛痛快快地帮别人一点小忙，仿佛利人与损己是同一概念。她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等到我糊封口，她说道：

"喂，干脆一起上大村屯去逛逛。"

"去那儿？"

"反正放假，现在你那个小弟弟又不在了，出去散散心。"她说，"不远，坐半夭火车就到。"

我对倪娜说过另有安排，对她用了托词我内疚，眼前倘能把这假期安排掉，托词就变成先见之明。况且远离父母亲人，小多的那点远亲也变得无比珍贵。可惜，这月的余钱都捐给失窃者了，问人借钱我不愿，那个"欠"字让我觉得下贱。大约是对舅公遗风的深切厌恶。

"担心盘缠？"她笑起来，尖声尖气，"那趟火车不会收我们的票，免费运送。"

"认识列车员？"我想不出别的理由。

"呵，当然。"她肯定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搭车到了贮木场，然后去了车站。吴国斌买了三张站台票，我们便顺利地在车上占了个长条硬席。我背了个方包，那是上海的时兴货，里面装着给小多的礼品：两袋豆腐粉。

从上海出发时行李中大半是吃食；玫瑰酱菜、红糖、炒米粉拌芝麻、小黄糕、按叶糖、盐金枣……像个廉价食品展览会。然而上海货到了这儿就剩不下的，要是豆腐粉能生吞着吃，小多也得不到礼物了。真的，上海带的精盐蘸馒头都有人上来抢夺，抢不上就用纱手套什么来交换。

钱小曼穿了双新单鞋靠窗坐着，鞋略小，挤得脚面高高隆起，很畸形，走路总像跳忠字舞那么善用脚跟踢打地面。我们肯让她跟着跑出来，使她大大地感恩，不时展露笑意：

"旅行开始了！"她用唇部发音，生脆，"怎么没见那个列车员朋友？"

吴国斌瞪瞪她，扭转头去。这个人常常喜怒无常。看得出，钱小曼跟她相处手心里总捏着把汗；平素吴国斌差她干这干那，她总是任劳任怨。开春时她长高了几码，超过了一米五五大关，可惜万林强从不注意这点，总管她叫"小不点"。其实在我们中间，钱小曼最适合当妻子。她劳碌，做起事来手脚快得呼呼生风；她说全是来这儿练出来的，在家里阿娘置家方寸不乱，她沾不上手。她那份天才，过独身生活似乎有点大才小用；不过，我总担心她会培养出一个懒汉丈夫。

林区的火车有点像交通车，动不动就停靠一个小站，下去十多人，换上十多人。停了五六站左右，车门那儿有人喊："查票了！请把票都准备好。"

吴国斌一跳而起："快，跟我走！"

钱小曼霍地站起；"快找到你朋友，他得管我们。"她有点绝望，脸涨成赭色，并且急得指手画脚。

吴国斌搡了她一把，搡得她昂着头向前冲了几步。我忽而有了种不祥的预感，只得掮起方包，逃难一样跟着她们一气跑到最后一节车厢。那儿特别空，吴国斌找了个靠近车门的座位舒舒服服坐下。

我问："你没朋友在这儿，对吗？"

"有我也不靠他。"她傲慢地说，"我只靠自己的本事。"

"有还是没有？"我瞪着她。

"没有又怎么样！"她甩甩发，迎上一步。

"你像个骗人的无赖！"

"现在你也成了混票的无赖。"

钱小曼急得要作揖："别吵，别吵，查票的马上会追过来！"

"你们有钱罚票就可以在此地候着！"吴国斌直杵杵地盯着我，"我得当无赖，车一停我就下站台，上前面第一节车厢去。"

钱小曼直眨双眼皮，"那为什么？"

"笨蛋，那儿已查过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