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头朱庆涛的影子已在本书屡次出现，但瘪得像只饥饿的甲壳虫，不过那只是个概念的印象，他本人则是个什么都齐全的男人。或许问题就出在齐全上--有许多东西因此搁置在一边，久而久之，便开始锈蚀；扔掉毕竟需要点超人的勇气，于是，那锈斑脱落的碎屑就越积越厚。

他眉骨很高，黄眉毛，细脖子，再配上个精悍的矮身材，跟《社会发展简史》插页中的北京猿人貌似。他对林区作业，对各种体力劳动兴趣全无，这预示着他有永远当外行的可能。他的特色就在于当个苛刻的苦行者，并努力去约束其他人。除此之外，他一切平平，让人过目就忘，仿佛众多破折号中的一个，枯燥而又单薄，笔划甚少，走向又单一。

知青头几乎在初次见面就表示出对我的成见，那是种天然的抵触，就如婴孩见到两个陌生人，会对其中一个微笑；遇上另一个则号陶大哭。我曾为此惶惶然过一阵，但不久就发现这是庸人自扰。知青头身前背后作对者比比皆是，他苦苦地用矛、盾同那些人周旋；对于我，他甚至还顾不上正视一眼，只在空隙时才投来那么不以为然的一瞥。

知青头好像喜欢狂热地吃苦，他穿着单薄破旧，气管炎发作时才在脖子上套个睛纶大领套，一动作，那领会嗖嗖地转前转后。他对林业活一窍不通，但仍天天早起带队上山，抢着斧子到处乱削砍。午饭顿顿吃杂粮，不喝水也不带咸菜，食用起来像只噎食的鸡，老打干呃。烤火时，他脱去破棉袄，里头是件缩得很小的纱衣，本色已白得无法辨认。男生们老说他肚皮薄得像牛皮纸，大约是清苦的饮食加之宿风饮雨的辛劳所致。

若干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晰地记起那件白色的纱衣裹着黑苍苍的身躯，他极度的寒酸清廉总令我想起苦风中的一段秃木，树皮皱巴巴，树干紧得如抽筋。我曾把这么个不可思议的形象介绍给丈夫，他居然拍案而起，翻箱倒柜找出张二十岁时的纪念照。照片上的他宛如难民。他说当初有一种锤炼自己的狂热，总暗中背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过，他的狂热只维持了九个月就烟消云散。说话间，他对他充满了兄弟般的宽谅。

然而，知青头的狂热达到了极限，别人纷纷转换角色，回归生活现实，惟有他固守原地，野心经年不衰。我总以为他本性懦弱，惧怕狂热消退期的落魄，怕一无所有，怕暴露凡夫俗子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鄙琐的杂念，于是便力不从心地焕发那邪兮兮的热度，用此掩饰虚弱、贫乏、自卑。

我永远忘不了他在那年元旦演出的一场闹剧。闹剧盛大辉煌，因为它牵涉到几十条活生生的人命。

去看守所探望吴国斌的那个元旦，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冰窖似的露天地行走，便会相信有关冻掉鼻子之类的说法。我走着，脚冷缩得厉害，在鞋内哐哐响，发硬发痛，有一道裂开的深刻的口子不时渗出鲜红色液体。脸腮让风舌吹得麻木，感觉像裹着一层浆过的粗布，难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表情。惟有眼睛例外，泪腺活跃，仿佛随时呼之欲出。狂风挟裹着雪渣碎石在空旷处回漩，发出鬼怪般的吼叫，阴森可怖，如在召集冰冷的野魂。我走了一程又踅回来，这么徒步上山，随时可能变成一具僵硬的女尸。我走向贮木场调度室，正逢指导员老邢在那儿聊天。

"这种天你逛到山下来，真是不知深浅！"他居高临下地瞧着我，歪过脖子叹口气，"连熊瞎子都乖乖地蹲仓了，傻狍子还乱窜。"

调度嘿嘿乱笑。老邢就越发拿出点家长权威，给我一些软钉子。他像个伪装成老头的小孩，一旦有人捧，就晕乎了。不过既然撞见了他，那种家长权威就不容他撒手不管事。在他发足威风之后，便打听有没有去知青连的便车。

"今个放假，车放到你知青连去拉西北风？"调度说。

"有没有顺道的车？"

"明天清早或许有。"

我静静地坐在一旁，仿佛已有温暖的归宿。这种感觉很像在家时，半夜雷鸣刮风，倾盆大雨铺天盖地，我只消蜷缩在软乎乎的被窝里，因为父亲会起床乒乒乓乓地关闭每一个窗户；倾洒的雨水湿了他的手臂，他甩着，雨丝便飘忽过来，给人一种亲切而又安全的依托。

指导员满屋踱，背着手，刻板的脊背像块良木。以前我总觉得微驼的后背富有人情味，温良牢靠；这一次倒发现刀削一般的后背也同样有简捷的气概。以后记起这老头，那个后背便会率先探出来，然后那一天的心境也纷纷复原。我们调回上海后，他曾领着儿子来求医，在大城市中他成了个显眼的乡巴佬，处处受挫；看他陪着小心，卑微地穿越汽车稠密的街区时，我异常痛苦。我在那个阳历年的下午，已把这老头接受为一个长辈，连同他的狡黠、朴实、以及时时冒尖的小虚荣。

傍晚时，哦，只是天空灰得如黄昏，天地间浑浑噩噩，飘摇着凝固成粉末状的寒流，一簇簇，一排排，弥天遮地，似尘埃，又似淡色的烟灰，几步开外就难辨人影。指导员踱步的圈越缩越小，干脆就绕着调度转，如把他踏过的地域用细线画出来，准会像一张织得密匝匝的蜘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