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著，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著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

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著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

“主家给的钱，你们小喇嘛能得著吗？都让那奥金巴独吞了吧？”

“我们能得著。奥金巴领著念，他叫 ”正座“，他多拿半份钱。比如我们得三块，他得四块五。”

“你不觉得那是剥削吗？他为什么拿那么多呢？”

“倒没觉得他剥削了咱。咱的经是他教的呀。《归一经》、《白度母》、《绿度母》、《心经》他都给教会了。还有 《供师经》，特长，他也给教会了。他还教会了我吹 ”刚咚“（”刚咚“应读为？a？？　？o？？。）。那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叭，两米多长，只能发两个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没点力气还吹不响哩！“

“听你这么一说，你们当年过得倒挺不错哩！”

“倒是不挨打受骂。可后来那票子不值钱，棒子面都一天涨好几回价，甭说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奥金巴也不宽绰，所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

“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信来？”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著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

“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著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

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 “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 “补差”。在那看守的岗位上，他依然保持著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沈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圆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著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著，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十七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著晚清修建的一箍节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扶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极为甜美幸福的意思。）了。娶进这样一位 “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旧社会帮著联络喜筵的人叫“跑海的”。

“冷庄子”是只应红白喜事，不卖零市的饭庄。）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砂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

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风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象长出“萝卜花”的眼晴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 “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过，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