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元见这表面文静的书记脾气并不小，话说得锋利逼人，驳不动，躲不开，竟然如此厉害，真是人不可貌相！他不禁暗暗吃惊。贺达一瞅这小白脸上吃惊神色，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冒火。他想了想，并使自己恢复原先那种稳定的情绪，才说：

“你去过郗师傅家吗？”

“他家？没有。”

贺达问他：

“我有件事求你帮帮忙。你们厂今天公休吧？你现在有事吗？”

邢元先是一怔，黑眼珠机灵地一转，然后有所醒悟地琢磨出，原来刚才书记对自己发火，准是想先压住自己，就好使唤自己了。他有个十拿九稳的经验，替头头办事，自己就好办事。便慨然道：“有事您只管说，我马上去办！”他表现得挺识路子。

贺达点头道：“好，我这有本书，你先给我送到一个朋友家去，回来咱再谈房子好吗？”贺达说着，递给邢元两本厚厚的画册，自己回到桌上飞快写一纸条，说：“这是我借的，请你替我还给他。”

“行，我去了马上就回来，我快。”

“不，不忙，你不妨在那几多坐坐，有好处。”贺达朝他笑一笑，然后把写好的条子装在信封里交给邢元，“地址人名都在上边。谢谢你了！”

“哪的话，谢什么，又不是外人！”邢元咧嘴笑道，没看信封就顺手揣进衣兜，两手抱着画册，拿出一股爽快义气的冲动劲儿说：“您有嘛事只管言语。我手里大小车都有，方便！”

贺达没表示什么，只说：

“去吧！”

邢元飞快跑下楼，把画册夹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蹬车就走。走出一个路口，忽然想到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边去呢。他把口袋里的信封掏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北大关，粮店后街五十一号四楼郗师傅”。

郗师傅？他纳闷，自己厂里有个郗师傅，怎么又来个郗师傅？他捏着这信封，在当街上任了半天。

自从贺达把电话筒放进抽屉里，电话打不进来，使他得到一个多小时的清闲，得以与邢元聊了一通。邢元一走，就开始有人“拜访”他来了，都是那些打不通电话的占房者委托的求情人。有趣的是，人间往来，也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谁制定的规格？不知道。反正在这些拜访者中，局一级的干部大多亲自来，局以上的领导大多派秘书来。他虽然精明，却没料到，这种面对面的谈话比在电话里互不见面地交谈更难应付。他边谈边后悔刚才自做聪明地把话筒收起来。如果他接到电话就说“贺达开会去了”，多么省事：他为什么不会说谎？谎话难道不能成全好事？现在他反而不能将话筒放回到电话机上，不然人来电话响，两面夹击，他就更受不住了。他苦笑一下，暗暗说：“这叫自做自受！”

最容易回绝的是书信，最难回绝的是情面。尽管如此，他抱定宗旨，决不后退半步。任他们铺天盖地而来，他却只是执意地等待关厂长他们从抢占的房屋里搬出来的消息。当他叫一个个来访者冷着脸儿告辞而去之时，他不兔担心，在这个事事依靠人事关系的社会上，他将受到多少报应？他禁不住掂量一下，这么干是否值得？不，现在不是权衡利害的时候，事情顶到这儿，好象大炮顶在胸前，进退无路，大丈夫就宁进不退！

下午三点钟，来了一个意外而陌生的客人，瘦长身材，鬓角泛白，看上去四十大几穿一件深蓝色风衣，戴副式样陈旧的养目镜，气度清雅。那人见面就哈哈大笑，指着他说，当了官儿不念故旧，多年老同学居然装不认识。他叫这人把褐色的镜子摘下来，却依然不认识，两人坐下来一细说，还真是当初中学时代的老校友。但并非同年级。那人比自己高一级，在学校时也很少接近，本来就不清楚的记忆，经过二十多年流水般时光的冲刷，谁还记得？那人不怨怪他，自称名叫车永行，现任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车永行说，他偶而从一个老朋友那里听到贺达在这里“当官”，过路来看看他。老同学谈天，最容易扯到过去，往日人事依稀，互相提醒，感慨唏嘘本已。人到中年，每每谈到少时，最易动情。就在他们谈到最痴迷的当儿，谁料这车永行说，使他获知贺达的那个老朋友，目前正在贺达手下工作，就是工艺品厂的厂长关国栋。这几天来，贺达对于工艺品厂就象雷达对于空中的飞行物一样敏感。但比他惊觉过来还快，车永行就谈起关厂长的为难之处。他说：“关厂长不是不尊重你的意见。他原先的房子已经叫他的亲戚们占住，报不回去了！”原来又是个说情的！他象好东西正吃得快活之时，忽然吃出一个肮脏的苍蝇。一股厌恶的、烦躁的情绪无法克制。他猛地站起身；本来一句可以说得婉转些的话，被憋在心里的恼火区足了劲儿，吐出来时带着毫无顾忌的架势：

“我还有事，你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