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样。

贺达今天上班来，还没进屋，就听屋里的电话铃一声紧接着一声。现在十点了，电话象疯狗一样，一刻不停地嘶吼着。这铃声好象要扯断他的神经，他却几次想去扯断那电话线。

这些电话来自各处，却一律是为那八间房子的占有者告饶求情来的。打电话的都是头头脑脑的人物。从上级局各处处长，局长副局长，到其他一些局领导，区领导，乃至市里一些有关或无关部门的有职有权的要人。这些人中间，有些他认得，有些不认得，有的头一次听说，那就得先由对方作一番自我介绍，寒暄几句，再谈正题。他在社会上工作多年。头一次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职称，这么多头头们。平时找不到，此时忽然一拥而来。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一窝蜂把他死死困在中心。别看这些头头在大会上没有讲演稿差不多就成了哑巴，但此时此刻，各有一张硬梆梆、能说会道，嚼不烂的嘴巴。开始贺达只是做些解释，婉言谢绝，但解释是无力的，费尽唇舌挡不住那些死皮赖脸的要求。后来他累了，就干脆回绝，口气又直又硬；只要他回绝一个，他立刻明白自己又得罪了一个，把以后办事的必经之路一条条堵上。尤其上级局的头头们，与他关系挺熟，不好硬来就还得软推。说多了，他连推辞的话也好象公文那样有了固定的格式，说来说去总那么几句，没词也得说。有一个电话，声音苍哑，自称曾是警备区的一个副司令员。但这位当年的“副司令员”连他的姓名都没弄清楚，把“贺”字念成“霍”字，错叫了一声“霍书记”，就以一种长辈儿口气要他“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不要抓住关厂长“一时糊涂做了点错事就不放”；贺达起了火，吼一声：“这里没有姓‘霍’的，你找错了人！”就把电话“啪”地挂上。跟着他灵机一动，不等电话铃再响，拿起话筒，用一块手巾裹严，塞进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法子真灵，铃声不响，耳膜感到分外轻松和舒适。今儿一早。谢灵就被鲍维带着去到绒绢花厂，审查即将送往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的样品。不然，他还可以叫谢灵抵挡一阵子。

屋里一静，隔壁就传来吵架声。他走出屋，看见劳资科那屋门开一条宽缝。目光穿过门缝，只见一个细白精瘦的小伙子正和朱科长拌嘴。这小伙子坐着，看样子还沉得住气，朱科长一手叉腰站着，却有一股难捺的恼怒。屋里还坐着两三个年轻的办事员；时而低头看报，时而说几句劝解的话。可这小伙子嘴茬不软，又利索又挖苦，句句都挺气人，更气人的是他自己并不生气。朱科长居然不是对手。

此时，这小伙子正说着：

“那您就摆摆条件吧，现在抢占房子那几个人，哪个比我条件还高？关厂长一家四口，在城里有两大间房；王大拿六口人三间房，独门独院。还有……”

“你别总拿关厂长和你比，你怎么不拿伍海量跟你比呢？伍海量不比你困难？离了婚一直住在丈母娘家里。人家离婚的老婆前一年就结婚了。要是你，早就闹房子了！”

“嘿！朱科长，咱谈正事，你可别拿我邢元奇涮！我老婆嘛时候跟别人结婚了？”

“我这是打比方，你懂不懂？”

“你怎么不拿自己打比方呢？”

贺达在屋外一听，才知这小伙子就是邢元。果然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朱科长气哼哼地说：

“行了行了，别胡搅歪缠了，这就够热闹的了，你还火上浇油！我说了，你的条件要是跟伍海量一样，公司马上给你一间房。”

“可是人家伍海量并没搬进去。”

“他今儿就搬！”

“别唬弄我，伍海量昨天说了，明人不做暗事，叫他这么往里搬，人家还不搬呢！”

“他不搬也轮不上你。别饶舌了，回去吧，有事厂里解决，公司不是房管局，不管房子！”

“说得漂亮！不管房子你前些日子跑我们厂里干嘛去了？买处理床单吗？告诉你，你要管就得管好了，你想这么一分就了事，没那么容易！”